十四 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推動農村經濟改革

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他的領導下，改革從農村突破，九億農民精神煥發，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三農大地面目一新，農村改革取得顯著成效。

在鄧小平領導和支持下，胡耀邦大力推行農村改革。這有他深厚的歷史淵源。曾在他身邊工作多年的團中央辦公廳干部嚴如平回憶說，早在1961年胡耀邦去河南內黃做過調查，農村形勢十分嚴峻，農民苦不堪言，原因是干多干少一個樣。到秋后分配都由大隊統一結算，一個工分不值兩角錢，這叫農民怎麼調動生產積極性呢？胡耀邦對嚴如平深有感觸地說：“要改變目前農村的困難狀況，最主要的是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眼前就要考慮現在這種集體出工派活，大集體統一分配的經營管理，是否適合現在的生產力水平、農民的思想覺悟程度和基層干部的經營管理能力。從我在內黃的調查來看，如果把耕地暫時‘借’給社員，讓農民一家一戶去種，秋后除交公糧外，收多收少全由社員自己支配，我相信農民才會有積極性。”

說到這裡，胡耀邦若有所思，從抽屜裡拿出他根據自己的實地調查，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寫的調查報告給嚴如平看。

嚴如平為他捏了一把汗。在當時隻講“一大二公”好得很、“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生產關系正走在前頭”、唯意志論大泛濫的時代，胡耀邦提出這些“不合時宜”的政見和主張，需要有多大的膽識和遠見，所幸他未遭到滅頂之災。

胡耀邦出生在瀏陽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他一生的經歷決定了他對農民有深厚的感情，對農村問題倍加關切。基於他的實事求是、遠見卓識和大無畏的改革精神，胡耀邦到中央工作以后，在撥亂反正中大力調整生產關系，積極主張在農村實行聯產計酬承包責任制。1978年《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到1980年《關於進一步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特別是1982年至1986年連續5個中央1號文件，不斷推動著農村改革的發展，無不凝聚著胡耀邦的膽識和心血。

1978年底，胡耀邦在中央工作會議（即三中全會預備會）西北組發言中，就大聲疾呼：“農村的加速發展是加快現代化進程一個決定性的環節。”當時有一句流行的話：“中國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卻養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胡耀邦認為對此應持分析態度，防止陷入自我封閉、自我陶醉、自甘落后的泥淖。他尖銳地指出：“籠統地說集體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如果集體經濟辦得不好，就不能充分發揮農民的積極性，那就根本沒有什麼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他特別強調，“勞動者的積極性，永遠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最基本因素。”這番話語，在會上引起廣泛共鳴，並在以后中央重新改寫的關於農業的兩個文件中得到體現。

1978年12月25日，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隨著農村形勢的迅猛發展，他對農業、農村、農民的關注也與日俱增，幾乎逢會便要說“農”——這些議論表示著他長期深刻的觀察、思考以及對農村改革方略的日益成熟。

1979年1月11日，經三中全會原則通過並重新改寫的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六十條）以及《中共中央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三個文件正式發布。雖然文件與安徽、四川農民在自求解放、自求發展中所邁出的步子還有一定的距離，但畢竟是三中全會后第一批糾正農業戰線“左”的文件，是中央從全局開始突破傳統農村體制的文件，胡耀邦非常看重這一點，他興奮地指出：“搞了農村兩個文件，對農業發展理出了一個眉目。”

1月11日，即三個文件下發的那一天，胡耀邦在全國宣傳部長座談會上布置學習三中全會文件時，唯獨對農村三個文件的傳達作了時間上的規定：要求春耕前（二三月前）傳達到基層，與生產隊見面。他意味深長地說：“在政治斗爭上，在處理人的問題上，多考慮一下關系不大﹔處分人、打板子，我贊成三思而后行。但落實政策，把工作搞上去，不能慢吞吞的，不能走京劇台步，邁八字”。接著，胡耀邦正顏厲色地說：“據我所知，農村不脫產干部的冤假錯案、成分問題的糾正，基本沒動。這麼慢吞吞的怎麼行！”

胡耀邦要求三個文件的傳達分兩步走。第一步：結合各省正在召開的省委常委擴大會，認真學習，領會精神，統一思想。他說：“不認真學習，統一思想，發揚民主，解決問題，怎麼搞事業？”

第二步：省、地委同志分別下到縣裡，並在縣裡（不在省裡）開三級或四級干部會，形成縣、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廣泛討論：確保用兩至三周時間，邊討論文件，邊解決遺留問題、實際問題。“把會議辦成大學習班、大培訓班”。

1979年初，中央關於農業問題文件下發之時，也正值萬裡、趙紫陽領導安徽、四川農民開創各種聯產承包制如火如荼之際。特別是安徽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已經取得重大成效，“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勢不可擋，從滁縣、鳳陽、肥西擴展到全省，並開始在全國許多村庄蔓延開來。

但是，“左”的傳統根深蒂固，即使是三中全會后的農業文件，也不免拖著“左”的尾巴：不許分田單干，不許包產到戶﹔一些人借勢攻擊行動起來的農民及其“后台”是“挂羊頭，賣狗肉，嘴裡說社會主義，實際干資本主義”。

胡耀邦清醒地看到歷史轉折中的曲折與艱難，要人們正視“三座大山”——問題成山、麻煩成山、困難成山，鼓勵人們“挖山不止”。他要求人們沉下心來抓好三個范疇：抓農業、抓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抓改進工作方法。他把抓好農業擺在第一位。1979年上半年，他在許多講話中都提到：農業的根本問題何在？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他在全國宣傳部長座談會閉幕會上講話提出：“除林彪、‘四人幫’干擾，主要教訓在兩個問題：一是思想太窄，第二是限制太死。”明確點出我們黨長期領導農業的兩大弊端。

所謂“思想太窄”，就是隻想著糧食，不顧其余。胡耀邦說：“要上糧食，就要水、要肥、要機械化，這是從糧食來的﹔其他東西都搞掉了，結果糧食也上不去”。他清楚地看到農村產業結構不合理導致的惡性循環。他說：“我要大聲疾呼以糧為綱在一段時間裡起了作用，后來就成‘緊箍咒’了。”這大概是最初對“以糧為綱”發出的尖銳挑戰之一。

所謂“限制太死”，胡耀邦一言以蔽之：“動不動就說搞資本主義”。這是限制、打擊、反對農村改革者的主要“法寶”。胡耀邦針對這種隻顧所謂“國家利益”、不顧農民死活，死抱著既有體制、既定政策，不許越雷池一步的“左”的傾向，強調指出：農村要在經濟上打翻身仗，“首先要考慮思想上沖破阻力”，並布置在農村開展真理標准問題的學習與討論，“一切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概念出發”，以調動干部和農民的積極性。

胡耀邦強調農村要“全面發展”，除糧食外，還要發展林、牧、副、漁、社隊企業等等，“不要老治水，要造水。造林就是造水、造糧、造輕工業。”

1979年上半年，剛剛起動的農村體制改革正經受著嚴峻的考驗，攻擊改革為“資本主義回潮”者有之，指責“比例失調”者有之，以及“違反憲法”（因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已被寫入憲法）、“對抗中央文件”等等，更是不一而足。《山西日報》就發表了題為《昔陽如何調動農民社會主義積極性》的長文，不點名地攻擊安徽農村改革，並揚言要連續發表12篇評論，對安徽“打排炮”。3月15日，《人民日報》也被迫在頭版刊登了“讀者張浩”來信，並根據新任農委主任的批示寫了“編者按”，指責農民“包工到組”動搖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在全國農村引起軒然大波。

胡耀邦對此針鋒相對，朝著既定的方向勇往直前。在那段時間，他每講形勢，必先贊揚農村。他喜歡用“喜氣洋洋”來為農村改革大好形勢提神。早在1月24日，他在中央宣傳系統負責人聯席會上就指出：“現在農村情緒高漲，城市、機關、廠礦顯得鬆懈，城市要向農村改革學習。”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了幾經修改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

12月，胡耀邦主持召開了全國地、縣宣傳工作座談會，專門就進一步落實三中全會精神，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問題做了部署，並闡發了非常精辟的意見：“廣大基層干部和農民是什麼心理呢？就是看你們還變不變哪？我們說不變，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都不變。農民怕變，干部也怕變，他們有這個要求，我們就回答他們嘛！我們農業明年增產靠什麼？第一還是靠政策，靠政策繼續落實。所謂靠政策，也就是靠積極性。第二是靠科學，靠廣開門路。在某種意義上講，現在廣開門路就是搞科學。”

胡耀邦強調的進一步調動農民積極性，繼續落實政策，就是強調沿著三中全會所開辟的改革道路繼續前進。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管理方法，管理體制，自主權等等”。

參加這次座談會的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宣傳部長，部分地（州）、縣負責人共190多人，許多人都有長期農村工作的經驗。胡耀邦鮮明的改革態度，廣博的現代農業科學知識和嶄新的農業經濟理念，令與會者深深折服。

根據胡耀邦的意見，這次會議還討論和出台了兩個有關農村的工作文件：一是《關於加強農村宣傳工作的幾點意見》，二是《關於活躍農村文化生活的幾項意見》。

胡耀邦當時已經深刻地察覺到，農業的后勁歸根到底要靠科學技術，靠農村產業結構合理的調整。他把政策和科學有機地結合起來作為農業發展的兩個要素，真是提綱挈領。胡耀邦對此著意加以闡發：“農業的門路可多哩！農業的財富可多哩！”他說，“農業一個叫種植業，一個叫養殖業，一個叫副業，一個叫社辦企業。種植類，農田裡面可以種，山上也可以種，叫做農田種植類、山林種植業。……養殖業又分兩個方面，一個叫地上的養殖類，一個叫水面的養殖業”。

1980年7月11日至12日，胡耀邦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並作了重要講話，他在講到農村政策時說：“中央不反對搞包產到戶。”“我們不要把包產到戶同單干混為一談，即使是單干，也不能把它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不要一提到單干就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說單干就等於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我國目前條件下，單干戶，也就是個體所有制的農民，已不同於舊社會的小農經濟，它同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是密切聯系著的，它本身沒有剝削，在一般情況下，不能發展到資本主義。不要自己嚇自己。”

胡耀邦指出人們往往產生的概念上的糊涂：“在這個問題上還有一種錯誤，就是把勞動方式（集體勞動或分散勞動，合伙干或單干）同所有制混為一談，認為搞社會主義什麼事情都必須集體勞動，一起合伙干。如果分散勞動，一個人單獨干，就是單干戶，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其實這完全是兩碼事。”

他舉例生動地說：“農奴社會多數情況下並不是分散干，而且是集體勞動，一塊地裡有七八個農奴一起干，一個人看著。相反，社會主義生產是社會化大生產，但在某些情況下還隻能一個人單干，例如汽車司機就是一個人單干，獨立勞動。有些農活也隻能一個人單獨干，這並不影響到所有制的性質。”

胡耀邦還提到以往的教訓：“我們前些年搞那個大呼隆，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一起下地，名曰集體勞動，實際是集體窩工、磨洋工，上午搞這塊地，下午還是搞這塊地。這樣搞了一二十年，搞得沒有飯吃，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啊！”

在兩種意見交鋒的關鍵時刻，鄧小平表態了。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談話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有些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可以肯定，隻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 鄧小平一錘定音，為全國農村改革指明了方向。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著重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關於“包產到戶”的問題，在會上引起很大的分歧和爭論，被稱作“陽關道和獨木橋”之爭。最后大會寫出紀要《關於進一步加強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中共中央於9月27日發了《通知》作為1980年中央“75號文件”下發。《通知》指出：“中央同意紀要的各項意見……望及時組織傳達討論，澄清思想，統一認識，結合當地具體情況貫徹執行。”

《紀要》充分肯定了三中全會以來各地建立的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有效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業形勢越來越好。

《紀要》要求“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隊，要根據實際情況，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不可拘泥於一種形式，搞一刀切。”

《紀要》對會上“包產到戶”問題的爭論，多少採取了妥協、折衷的態度。一方面有限制地提出：“在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地區，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群眾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另一方面又提出：非邊遠山區、貧困落后地區“已經實行包產到戶的，如果群眾不要求改變，就應該允許試行”。改變了“兩個不許”，比一個“不許”、一個“不要”大大前進了一步。

這樣，爭論近兩年的有關“包產到戶”問題——即“陽關道”與“獨木橋”的爭論，總算有了初步的結論，政策上有了規定，人稱“包產到戶落了戶”。

1997年10月10日，在胡耀邦逝世8年之后，萬裡在接受中央黨史研究室幾位同志採訪時，無限感慨地回憶道：“我1980年到書記處分管農業，當時相當為難，可以說動輒得咎。多虧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動配合。我們倆很談得來，觀點特別一致。好多事我們一商量，呼啦啦就干起來了，一次又一次沖破難關。如果沒有耀邦，那就不好辦了。”

1980年2月，萬裡從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任上調回北京，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農委主任，分管農村工作。胡耀邦對萬裡新任寄予厚望，他多次引用民謠，幽默風趣地說：“要吃米，找萬裡！讓萬裡管農業，是深得民心的嘛！”

萬裡已經為農村改革闖出一條新路，使農業的經營體制沖出了計劃經濟大一統的局面，突破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使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公開化、合法化。但是在推行農村改革的過程中，他遇到不少阻力和艱難，舉步維艱，他找胡耀邦傾吐心跡：“農民的行動是正義的，我們支持農民卻成了違背中央決定的事，這樣下去怎麼行哪！”胡耀邦立即表示要從各個方面同他一起共同解決這個難題。

他們共同認定，各省第一把手的態度是問題的關鍵。經商定，胡耀邦去西北，萬裡去東北，一個省一個省地做領導班子的工作。

鄧小平對農村這場改革極為關注，他認真聽取各方面的反映，閱讀大量有關資料，多次找胡耀邦、萬裡等人談話。1980年4月2日，他正式表態：“對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窮困的地區，像貴州、雲南、西北的甘肅等省份中的這類地區，我贊成政策要放寬，使它們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發展自己的特點。西北就是要走發展畜牧業的道路，種草造林，不僅要發展現有的牧場，還要建設新牧場。農村要鼓勵種樹，要發展多種副業，發展漁業、養殖業。”

鄧小平特別強調：政策一定要放寬，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產到組，有的可以包給個人。這個不可怕，這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政策放寬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許多這樣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請萬裡同志研究個意見，提到書記處討論。

鄧小平不愧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在關鍵時刻，發表如此明確、有針對性和指導性的談話，對我國農村正在進行的偉大變革，確實是有力的支持和推動，同時也為中央制訂新的紅頭文件指明了方向和思路。

1981年春，萬物復蘇，萬象更新，到處生機勃勃。胡耀邦抓住大好時機，於3月2日，召開中央書記處第88次例會，他風趣地說：“88是一個好數字，好兆頭，農民要發嘛。”他接著指出：“農村生產責任制不能放鬆，糧食要抓緊，同時要抓好多種經營。沒有多種經營，就會出現‘八個沒有’：沒有錢，沒有肥料，沒有良好的生產工具，沒有健壯的體力，沒有更多的輕工業原料，沒有家庭副業，沒有更多的商品，沒有交通運輸的發展。”會后，黨中央、國務院向全國轉發了《因地制宜積極發展農村多種經營》的通知。

如何“因地制宜”？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胡耀邦肩負深重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感，走向祖國的大江南北，先后到河北、青海、新疆、江蘇等省、市，深入細致地考察調查，明確指出各地的優勢，高瞻遠矚地運用“因地制宜”的原則，描繪出各個地區的發展方向和美好的藍圖。

1981年農村改革的浪潮以更大規模繼續洶涌向前，包產到戶逐漸成為主流。

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農民的創造，開始一段形式多種多樣，名稱五花八門，內容卻大同小異，總的說是“隊不如組，組不如戶，不包到戶穩不住”。原來有“不許”或“不要”這個緊箍咒套著，隻能半公開半合法地進行，“75號文件”指出包產到戶非常適宜貧困地區採用。當時中國農村哪個地方能說自己不是貧困地區呢？於是呼呼啦啦地都搞起來了，迅速形成了不可阻擋的氣勢。盡管有少數地方領導堅持認定農民包產到戶是搞資本主義，是方向、線路錯誤，嚴加防范，嚴厲壓制。

山西省就是設置阻力的少數地方之一。胡耀邦又親自到山西去做工作，個別談心，小型座談，幫助一些思想上有抵觸的領導干部轉過彎來，正視現實，總結經驗教訓。局面終於打開了，省委開會統一了認識，向中央寫了檢查報告。1980年11月23日，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並加了很長的按語，作為1980年“83號文件”下發。

根據農村改革的發展情況，胡耀邦不失時機地提出召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

1981年7月31日，胡耀邦批了一個材料給萬裡：“我考慮今年9月、10月要再產生一個農業問題指示。請考慮是否叫農口同志先醞釀一下，如杜潤生。在下去考察前也可先找他談一談。”隨后，胡耀邦找到杜潤生談話，共商文件起草工作，特別提出要繼續放寬政策。根據胡耀邦指示，萬裡作為主管農口的副總理，立即責成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主持起草文件。杜潤生長期從事農村工作，既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又有深厚的經濟理論水平。他領導寫作班子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起草了一個初稿。為慎重起見，他又多次召開座談會，反復修改，幾易其稿。然后交1981年12月全國農村工作會議討論。

與會代表心服口服，順利通過，並以會議紀要形式報中央審定。

中央書記處討論時深感滿意，主持國務院工作的中央領導同志提出把“紀要”作為中共中央來年第一號文件印發全黨，表示黨中央對農村工作的重視，大家十分贊成。

1982年元旦，是舉國歡慶的節日，也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個農村工作1號文件正式出台的日子，它牽動了全黨上下和億萬農民的心。針對幾年來黨內外的大爭論，文件明確指出：“目前實行的種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毫不含糊地給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正了名，為幾年來無休止的大爭論畫上了句號。

文件還從理論上對“雙包制”做了說明，指出“包干到戶這種形式，在一些生產隊實行以后，經營方式起了變化，基本上變為分戶經營、自負盈虧﹔但是，這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礎上的，農戶和集體保持承包關系……它不同於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而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它還指出：認為“包干到戶就是‘土地還家’、平分集體財產、分田單干。這完全是一種誤解”。

文件具體分析了“雙包制”的優越性：“聯產承包制的運用，可以恰當地協調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並使集體統一經營和勞動者自主經營兩個積極性同時得到發揮”。這就更堅定了人們推行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決心和信心。

面對這種明確有力的中央紅頭文件，一些有“左”傾思想和舊框框的人，也隻好緘口不語，善罷甘休。從此，農村改革的駿馬在神州大地奮勇奔馳。

第一個“1號文件”作為“1號文件”帶有偶然性，但是它給包產到戶上了社會主義的“戶口”，受到億萬農民熱烈的擁護，歡呼“吃了定心丸”。胡耀邦對這件事特別高興，連說最好每年來個“1號文件”。書記處的同志大多贊成，很快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共識，每年年末開一次農村工作會議，年初發一個“1號文件”，以顯示其連續性、重要性和權威性。

連續5個“1號文件”從此開始。5個“1號文件”成了農村改革最重要的標志。

在農村改革洶涌澎湃的大潮中，胡耀邦對安徽農村的改革極為關心，1982年5月，他再次來到合肥，同省領導親切見面連續開3次座談會。他多次講到全國改革農村立了頭功，農村改革安徽立了頭功，包產到戶意義深遠，安徽作出了很大貢獻。

副省長胡開明有次也在座。胡開明50年代后期曾擔任河北省副省長，60年代初到張家口地區探索包產到戶，一邊試驗一邊總結，寫了個意見書送呈中央，受到毛主席的批判，說這個人“開明倒開明，可就是‘胡’開明”。從此，他被定為“右傾分子”，含冤10余年。胡耀邦任中央組織部長時才為他平了反，派他到安徽來工作。胡耀邦含笑指著他對大家說：“他是先知先覺，我對包產到戶覺悟很遲，是后知后覺。”胡耀邦很真誠，這句話也是真誠的。但事實上他為包產到戶在全國農村普及發揮了推動作用。

1982年，全國農村傳來喜訊：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1%，糧食比上年增長8.7%，農民收入比上年增長15%。實踐再次說明，包產到戶的政策合乎情理，中央文件順乎民心。農村經濟充滿了希望之光，農民嘗到了改革的甜頭。胡耀邦更增強了加大改革步伐的決心和信心。

1983年元旦，中央第二個1號文件——《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的通知》出台。之前，胡耀邦對文件草案反復推敲，字斟句酌。文件講了14個問題，它比前一個1號文件又進了一步，不僅指出：“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而且高度贊揚“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文件還要求對人民公社體制進行改革，“准備好一批，改變一批”。此后，風雲一時的人民公社，就逐漸解體。

為提高人們的理性認識，文件指出：聯產承包制的迅速發展“絕不是偶然的”，“以農戶或小組為承包單位，擴大了農民的自主權，發揮了小規模經營的長處，克服了管理過分集中、勞動‘大呼隆’和平均主義的弊端，又繼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積極成果……使多年來所形成的生產力更好地發揮作用。這種分散經營和統一經營相結合的經營方式具有廣泛的適應性，既適合當前手工勞動為主的狀況和農業生產的特點，又能適應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生產力發展的需要。”

按照胡耀邦的新思路，文件就發展多種經營、商品生產、農業技術改造、農村建設等提出了新政策。通過貫徹執行這一文件，以“包”字為標志的多種形式的責任制又有新發展。一個“包”字把勞動者的勞動同生產成果緊密聯系起來，把責、權、利聯系起來，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義，推動了生產的發展。這一年，我國農業又傳捷報：全國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4.5%，糧食比上年增長5.1%，農民純收入比上年增長14.7%，農村經濟逐步向農業化、商品化、現代化發展。

1983年1號文件標志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農村改革的一項戰略決策的正確確立。至此，“包”字徹底沖出了“禁區”，走出了“地下”，由“倒退復辟”的代名詞而正名為適合和促進我國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具有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性質的勞動形式。承包制正式登堂，以包產到戶為主要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以摧枯拉朽之勢席卷全國。1983年，全國農村絕大多數生產隊都實行了包產到戶，農村的經濟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

這年年底，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書記在京召開農村工作座談會，大家暢談農村改革的大好形勢，心悅誠服地贊美承包制的神奇威力，並確定了來年農村工作的重點。

1984年元旦，中央第三個1號文件——《關於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出台。鑒於上一年農村商品生產出現的好勢頭，因此文件突出強調“全年農村工作的重點是：在穩定和完善生產責任制的基礎上，提高生產力水平，發展商品生產，抓好商品流通”。文件還指出：“由自給性經濟向較大規模商品生產轉化，是不可逾越的必然過程。”

為消除農民擔心政策多變的疑慮，文件宣布：“土地承包期一般應在15年以上，生產周期長的開發項目，如果樹、林木、荒山、荒地，承包期應當更長一些”。這不僅堅定了農民長期承包的信心，而且提高了他們向土地投勞、投資、投肥，加強農田基本建設，改善生產條件的積極性。

至此，黨中央已連續3年印發了3個專講農村工作的1號文件，深得人心。3年來，農村商品生產迅速發展。1984年，農產品商品率達53.3%，全國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又增長14.5%，糧食增長5.1%，農民收入增長14.7%。包產到戶這一措施推行的前幾年，即從1979年至1984年，農業總產值增長了55.4%，平均每年遞增7.9%，比1978年以前的26年平均2.7%的增長速度高出1.8倍。

1985年元旦，第四個中央1號文件——《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出台。文件規定：取消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大力調整農村產業結構﹔進一步放寬山、林區政策﹔積極興辦鄉村交通﹔放活農村金融﹔擴大城鄉交流等等。因農產品短缺而在我國延續了20多年的統派購制度，基本取消了。這標志著我國農業生產發展迅速，農村已進入商品經濟發展的新階段。

第四個中央1號文件強調發展鄉鎮企業是振興農村經濟的必由之路，有力地促進了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后來鄧小平贊譽鄉鎮企業的發展是“異軍突起”。

這一年，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邁出了重大一步，農村即農業的狀況大有改變。鄉鎮工業、建筑業、運輸業、商業總產值增長37.4%，所佔比重由上年的36.5%上升為42.3%，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3%，農民純收入增長11.8%。

由於我國農業連續多年大幅度增產，農村出現盲目樂觀。不少地方對“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缺乏全面理解，重工輕農，重抓錢輕抓糧，忽視農業生產，以至當年糧棉種植面積減少太多，糧食產量全國下降7%，棉花產量下降33.7%。於是，一些人又對農村政策說三道四。對包產到戶持反對、懷疑態度者，又借此責難：包產到戶是“強心針”、“興奮劑”，“一年快、二年慢、三年就完蛋”。為統一人們的認識和解決新出現的問題，胡耀邦倡議，將中央一年一度的農村工作會議提前到10月份召開，加緊研究新對策。

1986年元旦，第五個中央1號文件——《關於1986年農村工作的部署》出台。這個文件的指導思想是鞏固、消化、補充改革取得的成果，解決好改革中出現的一些突出問題。

文件針對懷疑改革的思想，重申：農村改革的方針政策正確，成效顯著。農村中出現一些新問題，隻有通過深化改革才能解決，后退沒有出路。同時，針對盲目樂觀者指出：必須始終堅持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避免在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農業停滯現象，切實增加投入，依靠科技，加強服務，推動農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中央第五個1號文件下達后，糧棉生產重新引起重視，這一年農村經濟又出現新起色，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3.5%，糧食總產量增長3.2%，棉花總產量也有增長，農民純收入增長6.7%。

歷史是客觀而公正的。5個中央1號文件如實記錄了我國農村改革中新舊思想的斗爭，客觀地反映了億萬農民的心聲和要求，總結了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它們在斗爭中誕生，又在斗爭中指導實踐，成為推動我國農村經濟迅速發展的強大動力，使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眾所周知，從1982年至1986年，中央出台了5個關於農村工作的1號文件，激發了億萬農民長期被壓抑的積極性，開創了我國農村發展和改革的新局面。此后，在廣大農村干部群眾心目中，“1號文件”成為象征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的專用名詞，而作為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為5個“1號文件”的制定和實施付出了艱辛和心血。

中國的改革以農村為突破口，很快取得了巨大成就，廣大人民歡欣鼓舞。

在城市各行各業為農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而歡欣鼓舞的大好時刻，1983年2月20日，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十分精彩的報告，號召學習農村改革的精神，逐步開展城市經濟改革。在報告中，他著重闡明鄧小平“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進行一系列改革，沒有改革，也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思想。他指出，要搞四個現代化建設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貫穿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這應該成為我黨領導四化建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指導思想。他說，我們改革的總方針應當是：從實際出發，全面而系統地改，堅決而有秩序地改。

胡耀邦說，全面而系統地改，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堅決而有秩序地改，就是全黨都要按中央確定的步驟，堅決而有秩序地進行。總之，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或對或不對的標志。

他說，勇於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他希望全黨同志和工人階級站在改革的前列，支持改革，參加改革，領導改革。

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實行，大大開闊了人們的思路，正如胡耀邦所說的“全面系統地改”，農業要改革，工業、商業也要改革。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正式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開始了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人們將這一農村包圍城市的過程形象地稱作“包字進城”。十二屆三中全會認為，必須按照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要求，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以利於更好地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根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總結歷史經驗及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回答了社會主義實踐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規劃了經濟體制改革的藍圖。

1985年春天，百花爭妍，群芳斗艷，北京西郊一個幽雅、僻靜的院落裡，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的一個文件起草小組，著手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7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因為這是黨和國家面臨的重大課題，中央決定由胡耀邦等親自主持文件的起草工作。

“從一定意義上講，‘七五’計劃應該是一個改革的計劃”，這是中央對“七五”計劃的總體指導方針。這句話有兩層含義：一層意思是說要以改革的精神制訂計劃，另一層意思是說計劃要以改革為重要內容。

7月上旬，在中南海勤政殿書記處的會議廳裡，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連續舉行了兩次全體會議，對《建議草案》進行逐字逐句的認真討論，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爾后中央將《建議草案》發至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由當地黨委常委分別主持召開了同樣的討論會。經八易其稿，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終於產生了“七五規劃”。

《建議草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一個科學的設想，擬出了一個嶄新的模式：在“七五”期間，中國的改革將全面展開，要以建立新的管理體制為目標，用5年左右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新的運行機制和調節手段，基本奠定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這成為“七五”計劃的核心內容。

對於經濟發展和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對於我們當前仍然面臨的許多困難，中央在《建議草案》中都實事求是地指了出來。對此，胡耀邦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作了精辟的闡述。

他指出：無論從經濟形勢上看，還是從改革形勢上看，目前都是全面改革的最好時機。在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也是曾經預料到的。中央既然堅定了改革的信念，就作了承擔風險的准備。如果想用停止改革的辦法來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那是“因噎廢食”。

1986年11月，胡耀邦在上海考察時，又進一步指出：改革開放是解決困難的最好辦法。

他說，改革和開放，就是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兩個巨輪，是我們解決前進中的困難、發展大好形勢的兩個法寶。我們的事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還面臨著許多困難，還有許多沒有解決好的問題。在困難面前怎麼辦？多想辦法。各種各樣的辦法中，最重要、最好的辦法就是改革、開放。他主張在工作中更放手一些，更大膽一些，更有創造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