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對外開放
鄧小平高瞻遠矚，把對外開放作為我國一項基本國策，他明確指出：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內容和基本經驗都是開放，對內把經濟搞活，對外更加開放。” 從建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港口城市、開辟沿海經濟開放區、建立浦東開發區……中國開放的步伐一天天加快，開放的層次一步步擴大。
胡耀邦領導全黨貫徹執行黨中央的這一戰略決策，大力推動對外開放向前發展。
1980年9月23日至24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第52次會議，會議決定在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胡耀邦在會上提出，要充分發揮兩省優勢，先行一步富裕起來，為全國經濟建設和體制改革探索道路，積累經驗，培養干部。他說，廣東、福建兩省要有遠大眼光，對外更加開放，面向全國，面向全世界，盡快把經濟搞活，闖出一條道路，成為對外聯系的樞紐。
1982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一次會議上，就對外開放和自力更生的關系問題，又作了系統的闡述。他指出，我們10億人口大國的現代化事業，應當而且隻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但是，我們又絕對不能囿於過去的狹小圈子裡，把自力更生曲解為閉關自守、孤立奮斗。我們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把視野從國內范圍擴展到國際范圍，不但要放手調動國內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而且要放手利用國外一切可以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長，補一國之短。
他還指出，馬克思、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說過，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各民族之間經濟上互相往來和互相依賴，逐步取代了原來的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狀態。在近代條件下，經濟問題不是一國的現象，必須聯系到國際關系來考察，而不能與之割裂開來。
胡耀邦還多次講過，我們發展對外經濟關系，不只是為了解決我國當前缺少建設資金和技術落后的問題，即使將來我國經濟強大之后，對外經濟交往和技術交流，仍將是我國經濟持續的、高速度的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是我國一項長期的國策。
他認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利用兩種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要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要學會兩套本領——組織國內建設的本領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本領。這就把對外經濟關系的戰略地位，進一步地明確起來了。
對外經濟關系所包含的問題千頭萬緒，胡耀邦用一句話概括說：“無非一個輸出，一個輸入，或者叫做一個出口，一個進口。而這兩個方面，又是互相制約的，互相滲透，互為條件的。因此，對外經濟關系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正確處理這兩個問題的關系，使它們辯証地結合起來。”
他具體地談到圍繞這個中心，吸引外資提到這樣重要的地位，是因為我們現代化建設事業所面臨的第一個困難，就是缺乏資金。我們現在不是英雄無用武之地，960萬平方公裡難道還小嗎？我們是英雄無用武之器啊！
另外，把吸引外資提到這樣重要的地位，還因為從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盡可能地吸引資金，這對我們是一件新事，過去長期沒有接觸過。其實，蘇聯在半個世紀以前，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遵循列寧的方針，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就搞過租讓制。租讓制企業，多的時候達到200多個，利用外資達到幾千萬盧布，膽子相當大！
但是，天上不會掉下餡餅，外資也不會自動飛來，這需要政策引導，胡耀邦當然知道這一點。他指出，為了有效地吸引外資，需要一套開明的方針。第一是大中小項目一起上，當前以中小為主，這樣見效快。第二是歡迎外國資本家、華僑資本家和港澳、台灣資本家一起來。第三是適當放寬政策，讓他有利可圖。你不讓他賺點錢，就沒有吸引力，局面就打不開嘛！有膽有識地放手地干，才能爭取時間。
談到引進國外先進科學技術，胡耀邦指出，路子要寬廣，不要理解得太狹窄。不僅要引進先進設備、新型材料，還要引進新的原理、數據和配方、新工藝，還有先進的經營管理方法。
針對有些部門盲目地進口消費品，胡耀邦嚴肅地指出，除國家統一安排以外，不准任何部門和地方擅自進口消費品。有些地方和部門現在那種私自進口消費品的做法，實際上是打擊民族工業，是一種最可恥的行為，最大的投機倒把！這不是引進先進技術，是誤國誤民。
出口是外貿的基礎。隻有進口，沒有出口，當然不行。但像中國這樣的不發達國家能出口什麼呢？
胡耀邦有他的看法，他說要擴大四個方面的出口：礦產品、機電產品、輕紡產品和特有的手工產品及我國的土特產品。
為了發展出口，胡耀邦贊成這樣一系列方針和辦法，例如：要採取適當的扶助出口的政策﹔要打破等客上門的方式，走出去搞銷售網、情報網、服務網﹔要不斷提高我們的產品的信譽，講質量，講履約﹔要解決運輸和港口的問題，中央地方一起上，大中小港口一起上﹔要統一組織，發展各部門、各地方的積極性﹔以及打開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貿易等等。
對外國開放需要一定的地緣優勢，作為內陸省份沒有沿海的優勢又該如何對外開放呢？胡耀邦明確指出，對外開放，一是對外開放，一是對外省外區外地開放，要定期搞集市貿易，五天一期，誰來做生意都行。對外開放的辦法有兩個，一是走出去，一是請進來。走出去可以採取三種方法：去學習某方面的經驗﹔一是帶項目去商量請教﹔一是派出人去培訓。一是請進來是對外開放更為重要的一個方面，他說，從自治區、盟、旗（縣）到鄉、專業戶，都可以引進資金、技術、設備、人才。可以從上海、南京、天津等地請一些有真本事的工程師、技術人員來，同他們簽合同，長期的、短期的都可以。
一個“外”字，理解成兩個辦法，輕輕的點撥，便為經濟發展帶來了不盡的活力。
建設經濟特區是鄧小平倡導的。早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習仲勛、楊尚昆談到要發揮廣東的優勢。鄧小平提出了辦特區的問題，他說，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叫做特區。陝甘寧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要你們自己搞，殺出一條血路來。后經谷牧率工作組到廣東、福建兩省實地考察，選定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為特區。這一建議當年7月即獲正式認可。自此在中國大陸清一色的社會主義版圖上，長出四顆璀璨的明珠。
對於經濟特區的興建，中央一直十分關心。1982年11月，胡耀邦來到廈門作實地考察，他關心的是特區經濟發展問題。
參觀后，胡耀邦聽取了福建省和廈門市負責人對有關情況的匯報。他指出，中央對福建、廣東採取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搞四個特區，這個方針是不變的。
他對廈門經濟特區負責人說，你們還是要大膽地干，隻要不沖擊民族經濟，而是面向國際市場，並且是我們收地租，我們就業，我們收外匯，我們就不用怕。
1983年春節前夕，胡耀邦在百忙中抽空前往深圳指導工作。他興高採烈地對當地負責人說：你們已經闖開了一個新的局面。我對你們總的評價是，比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給的任務。他指出：經濟特區是個新生事物，要勇於探索，大膽創新。特區要新事新辦，特事特辦。新事新辦就是立場不變，方法全新。共產黨員的立場不能變嘛！
1月24日至2月17日，鄧小平和王震、楊尚昆去南方，特地訪問了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經濟特區。鄧小平說他要親自看一看特區是不是能夠成功。通過這次實地考察，他對特區取得的成就表示滿意。
鄧小平從南方回到北京后，於2月24日上午同胡耀邦等中央一些領導人座談，討論進一步辦好經濟特區和進一步開放沿海港口城市的問題。
鄧小平提出了極其重要的戰略指導思想。他說：我們建立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還提出：廈門特區劃得太小了，要把整個廈門島搞成特區﹔除現在的特區之外，考慮再開放幾個點，增加幾個港口城市。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鄧小平概括了經濟特區的作用，他說：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
這個座談會開得非常熱烈。在座的胡耀邦等中央領導人都很贊成鄧小平的倡議，認為進一步開放部分沿海城市，是繼續實行開放政策的重要部署。
1984年4月的北京，春光明媚，百花爭妍。中南海翠柳拂堤，春意盎然。
30日下午兩點半，一輛輛轎車駛進中南海西門，在懷仁堂的朱紅大門前停下。這天，中央政治局在懷仁堂會議廳召開會議，作出一個關系到我們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
政治局會議由胡耀邦等主持，會議要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前不久召開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提出的關於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的建議，作出最后的決定。
這次政治局會議之前，中央書記處在4月19日的例會上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決定將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的紀要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派主管這項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谷牧向在外地的陳雲匯報。政治局常委對紀要都表示同意，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見，然后由書記處提請政治局會議討論。
為了集思廣益，政治局請書記處、國務院、中央顧問委員會等機構的領導人列席會議。會議經過熱烈的討論，一致通過了座談會紀要，決定進一步辦好現有的4個經濟特區（包括把整個廈門島劃為經濟特區外），進一步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島，在這些地方實行經濟特區）的某些政策，增強它們開展對外經濟的活力。這是繼5年前在深圳開始興辦經濟特區之后，實行對外開放方面又一個重大步驟。這些港口城市加上所在的省、自治區，是我國經濟、技術、文化的發達之地，工農業總產值、工業產值、國民收入、財政收入都佔全國之半﹔科技力量、對外貿易、企業經濟效益，也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這些沿海城市連同深圳等4個經濟特區和海南島，從北到南形成我國的對外開放前沿地帶，帶動和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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