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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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隨著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的惡化，特別是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的發生，使毛澤東得出一個新認識：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提出了“新疆的主要危險是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論斷。
[關鍵詞] 毛澤東 蘇聯 現代修正主義 新疆 反修防修
1962年是中蘇兩黨兩國關系從“同志加兄弟”走向“分裂和對抗”的轉折年。這年的8月3日，毛澤東在聽取西北地區負責人匯報時明確指出：“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新疆斗爭的主要方面是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毛澤東同中共西北地區負責人談話摘要，1962年8月3日。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 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2頁。）該論斷的提出，與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中蘇兩黨兩國關系不斷惡化的歷史大背景有著密切關系，更是對1962年蘇聯在新疆直接策劃並實施大規模顛覆破壞活動的深刻認識。
一、中蘇分歧的由來
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中蘇兩黨在涉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某些重大意識形態問題上出現分歧。而后，這種分歧又發展到嚴重影響兩國關系。
1、“和平過渡”和全盤否定斯大林導致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產生分歧。
1956年2月，蘇聯共產黨舉行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的“三和”路線。會議期間，赫魯曉夫採取突然襲擊的方法，拋出“秘密報告”，借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給了帝國主義、反動派和其他一切共產主義敵人以可乘之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惡果。”（《蘇共領導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原載《人民日報》（1963年9月6日）。）
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著極為嚴重的困難。西方世界極力為赫魯曉夫的言行叫好,“美帝國主義把蘇共領導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們目的’的舉動，叫嚷要利用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作為武器來摧毀共產黨運動的威望和影響’，並且乘機鼓吹促進蘇聯的‘和平改變’”（ 《蘇共領導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原載《人民日報》（1963年9月6日）。）﹔與此同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產生混亂，東歐一些國家出現動蕩，甚至釀成暴亂。“面對著這種局勢，中國共產黨人同各國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一起，堅決主張擊退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進攻，捍衛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蘇共領導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原載《人民日報》（1963年9月6日）。）
后來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編輯部文章《蘇共領導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曾指出：“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於當代國際斗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提出的許多觀點，是錯誤的，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特別是借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和通過所謂‘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兩個問題，更是極其重大的原則錯誤。”（《蘇共領導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原載《人民日報》（1963年9月6日）。）
對於“和平過渡”問題，中國共產黨曾明確提出自己的立場與觀點。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會上，中國共產黨向蘇共中央提交了書面的《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全面地、明確地闡明自己的觀點。其主要論點如下：第一，不能放棄武裝斗爭即以“非和平的方式”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和手段。《提綱》強調：“對於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問題，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兩種可能性，不是單提一種可能性，……”,“資產階級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這是階級斗爭的普遍規律。”（《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1957年11月10日）。）﹔第二，要做好革命斗爭的准備工作。《提綱》指出：“……如果過多地強調經過爭取議會多數取得政權的可能，容易鬆懈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裝。”“……最重要的，應該是進行艱苦的聚積革命力量的工作。”（《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1957年11月10日）。）﹔第三，如果缺少革命武裝作為后盾或支持，無產階級是很難取得議會多數的，就算取得議會多數，要維護、鞏固這種多數也是不可能的。《提綱》指出：“如果資產階級的軍閥官僚國家機器沒有被摧毀，無產階級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議會中的多數，或者是不可能的（資產階級會隨時根據需要修改憲法，以利於鞏固自己的專政）,……”（《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1957年11月10日）。）
而在斯大林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更是對蘇共提出義正言辭地批評，因為斯大林問題關系到如何評價蘇聯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以及整個共產主義運動。“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於斯大林的批判，無論在原則上，在方法上，都是錯誤的。”（《蘇共領導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原載《人民日報》（1963年9月6日）。）對此，《人民日報》先后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全面分析斯大林的一生，闡明了自己的立場。在上述兩篇文章發表期間的1956年11月30日，毛澤東同志在接見蘇聯駐中國大使時強調：“斯大林執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自己的同志。”（《蘇共領導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原載《人民日報》（1963年9月6日）。）
中國共產黨盡管在一些原則問題上同蘇聯存在分歧，但在公開場合還是對蘇聯採取了維護的態度。對於這些分歧，毛澤東始終主張通過內部討論來解決，而不應影響兩國正常關系。正如《蘇共領導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所述：“……，為了照顧蘇共領導人的困難處境，……，我們沒有對於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錯誤進行公開的批評。（《蘇共領導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原載《人民日報》（1963年9月6日）。）這樣做的目的，“在於使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渡過難關，挫敗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陰謀。”（方連慶等主編：《戰后國際關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頁。）
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努力，國際上利用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所掀起的反蘇反共浪潮基本被抑制，東歐國家的局勢逐漸平靜，蘇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得以維護與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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