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軍
作為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部長，他在紅都瑞金協助毛澤東籌備中央蘇區黨的一大和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筆者曾經瞻仰了紅軍總部及蘇區中央局在瑞金葉坪時毛澤東和任弼時一同居住的一座小樓以及召開兩個“一大”的會場。自毛澤東回到中央局代替項英主持中央局工作以后，中央蘇區這兩個大會的籌備工作，就在以毛澤東代理書記的中央局“負責領導”下進行了。1931年11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也稱贛南會議）在瑞金葉坪村一個大祠堂裡隆重開幕，毛澤東代表蘇區中央局向大會作政治報告。會議通過了關於政治問題、黨的建設問題、紅軍問題、蘇區工會運動和青年團工作等五項決議案。大會於5日勝利閉幕。
任弼時在為大會起草的《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中，首先明確指出：“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共產黨是公開存在的政黨，他在蘇維埃區域的任務，是要在正確的階級路線之下領導並組織所有工農群眾來鞏固並發展蘇維埃政權與紅軍，保証黨對政權紅軍及其他武裝組織和群眾組織的絕對的領導作用，這裡鞏固黨本身的組織，堅強黨的無產階級基礎，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級黨部——從支部起——的積極性，嚴緊黨的紀律，增加黨的領導作用，成為最先決最重要的問題。”然而，會議決議中一再提到的“狹隘經驗論”，實際上是不點名地批評毛澤東。
原來，1930年5月，毛澤東寫了《調查工作》，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鮮明而正確的科學論斷，提倡面向實際作社會調查，反對憑借“本本”發號施令的錯誤。后來，他又進一步提出：“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從而對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觀點表述得更加完整。任弼時到蘇區后，對毛澤東后來的重要補充沒有進行了解，卻認為反對“本本主義”就是不重視理論學習，忽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理論教育。因此，離開毛澤東文章當時的歷史條件和強烈的針對性，片面地指責毛澤東是“狹隘經驗論”和“事務主義”。后來，任弼時坦率地不止一次地作了自我批評。他在延安整風時說： “在蘇黨大會中，提出了狹隘經驗論（似乎還有紅軍中游擊習氣）。我對於中央指示及[指責]狹隘經驗論是完全同意的，這也就成為大會中心領導思想。”在中共七大前夕召開的六屆七中全會上，任弼時又說：“聽說他反對本本主義，所以[我]對反經驗主義很合胃口。黨大會政治報告是稼祥寫的，組織報告是我寫的，搬了許多教條。”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繼中央蘇區黨的一大后，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在瑞金葉坪村的大祠堂裡隆重舉行。出席大會開幕式的代表共290人，分別代表中央蘇區，閩西、湘鄂贛、湘贛、湘鄂西、瓊崖等蘇區，紅一、紅三軍團，紅二、紅六、紅十六軍，各獨立師以及全總、海總等均有代表出席。當日，國民黨軍“有十余機轟炸長汀、瑞金，投彈百余枚，燒屋百余棟，死傷數十人。但大會無恙”。原來，會場進行了偽裝。結果黎明閱兵，晚間提燈慶祝，會議庄嚴熱烈，空前未有。大會庄嚴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定都瑞金，瑞金改稱瑞京。
第一次全蘇大會期間，任弼時和代表們廣泛接觸。清晨，他和代表們一起出操。夜晚，他給代表們講黨課。盡管他這時才27歲，但是因為留著長長的胡子，拿著旱煙斗，穿著草鞋，模樣卻像個老農民。王震在后來回憶任弼時說：“我是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湘贛邊區代表團的支部書記，幸運地第一次和您會面。您向我詳細地詢問了湘贛邊區的工農群眾和紅軍的斗爭情形﹔您以布爾什維克組織家和教育家的高度熱情，把我們出席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化為一個訓練班﹔您替我們擬出代表團的學習計劃日程上，有毛主席、朱總司令以及其他同志的講課，其中有您親自講授黨的建設。”
上述兩個大會的籌備和召開，是在戰斗頻繁、蘇區分割、交通困難和物資匱乏的條件下進行的，任弼時從指導選舉代表、組織文件起草、黨政軍人事安排，以至大會期間各代表團的學習計劃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展示了高度的組織才能，因而被代表們譽為“布爾什維克組織家”。然而，他除了新擔任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和繼續任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長外，在政府和軍隊中沒有任何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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