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軍
作為蘇區中央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他在意見紛爭的寧都會議之前，參與了前后方關於軍事方針的爭論
紅軍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以后，中央蘇區面積擴大，縱約750裡，橫約540裡，跨18個縣。毛澤東同斯諾曾經這樣說：“這時候紅軍進入一個比較和平的成長時期，發展是非常迅速的。”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就任中央局書記后，任弼時為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和中央局黨校校長，顧作霖任宣傳部長兼少共中央局書記。
1932年3月初，任弼時來到閩粵贛省委所在地長汀，出席省第二次黨代會。在歡慶勝利的氣氛中，他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傳達了中央蘇區黨代會決議。大會遵照蘇區中央局決定，將中共閩粵贛臨時省委改為福建省委，由羅明代理書記。3月18日，在巴黎公社紀念日，福建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開幕，他又向大會作政治報告。大會以發展革命戰爭為中心議題，通過土地、勞動、軍事、財政經濟、蘇維埃建設等決議后，選舉成立了福建省蘇維埃政府（即工農民主政府），和江西省工農兵代表大會的召開一起，標志著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這對於加強對紅色政權的領導，統一政令，推動蘇區軍民開展革命戰爭和發展蘇區建設等，都具有積極意義。
任弼時在長汀期間，出獄不久的妻子陳琮英轉道香港，到達閩西蘇區。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的那天，夫婦倆分別一年后重逢了。但是就在這一年裡，陳琮英在政治和生活上遇到了嚴重考驗，而她都經受住了。原來，任弼時離開上海后的第七天，陳琮英生下女兒遠志。4月和6月下旬，負責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和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陳琮英懷抱著女兒被捕入獄，后來經黨組織營救出獄。聽完妻子的講述，任弼時對陳琮英說：“得知你被捕的消息我很難過，但沒有影響工作。我知道你一定會經受住考驗的。”又說：“我們是革命夫妻，我們的愛情是融在對黨對人民的事業裡的。”福建省的兩個大會閉幕后，他們一起回到了紅都瑞金。
任弼時回顧自己在贛南親身經歷的這段歷史時曾說，蘇區黨代表大會前后，“‘左’傾路線我們的執行也不徹底，故蘇區黨代會仍被上海中央批評為沒有反對右傾”。這個事實是在他從長汀回到瑞金以后。1932年4月4日，臨時中央機關報《斗爭》發表了《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文。文章洋洋2萬余言，其中，指責毛、任等人所在的蘇區中央局對蘇聯力量不信任，對世界革命前途消極悲觀﹔黨代表大會決議中“沒有一句話講到帝國主義對於中國革命尤其是蘇區與紅軍的進攻問題”﹔隻知道土地革命，不知道民族革命，把鞏固革命根據地“當作符咒一樣的去念”﹔表示出“濃厚的等待主義”，助長了“農民意識的發展”﹔在反帝運動和土地革命中“放棄絕對領導權”，“完全沒有了解中國蘇維埃是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者與組織者”﹔等等。總之是“十足的機會主義”，阻礙著國際與中央路線的執行。所以，“隻有最堅決、無情的”加以反對，才能實現黨的任務。后來毛澤東稱這是“為了打擊全黨不同意見，貫徹自己的路線而寫的一篇向黨內宣布全面戰爭的文章”。10天之后，臨時中央又在給各蘇區黨部的信中，強調目前要“進行堅決的革命進攻，來擴大蘇維埃區域”，等等。臨時中央的批評斥責，使蘇區中央局王稼祥和任弼時既感到壓力，又感到不服氣，因為大會《政治決議案》是王起草的，《關於組織問題決議案》是任起草的。
最后，在臨時中央的嚴厲指責下，蘇區中央局在5月11日、6月27日所作的兩次決議中，誠惶誠恐地進一步作自我批評：一是檢討“中央蘇區的黨是犯了不可容許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主要的是中央局過去領導的錯誤”。從而劃清了犯錯誤的時間界限。既批評毛，又指責任弼時在黨代會上對毛澤東的批評不得要領，沒有上綱到“右傾機會主義”的高度。二是否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三項基本任務（作戰、籌款、做群眾工作）和向贛東北發展的主張。正如周恩來后來所說：強調集中正規化，反對游擊主義，將三項基本任務取消，強調作戰中心等，這些與毛澤東的思想是對立的。臨時中央的嚴厲批評和中央局的這些決議，是后來寧都會議上集中批評毛澤東的前奏和思想基礎。用任弼時后來的話說，是為推行臨時中央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掃清道路”。
中央局兩次決議形成時，毛澤東均未參加。后來他說：6月回到中央局，見了這個皇皇大文，茅塞為之頓開。他知道這是採取缺席裁判的辦法，一審終結，不許上訴。對中央局“站在上海臨時中央的立場上”的這些決議，他雖不以為然，但也心領神會：這原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
7月21日，周恩來以中央局代表身份趕到前方，后方的工作由中央局副書記任弼時和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主持。從7月25日到7月底，前方和后方中央局的同志對行動方針和前方作戰的組織問題，通過電台和信件相互磋商。任弼時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員建議由周兼任總政委，於是，周恩來在7月29日給后方同志寫了一封長信，說明從組織上理順關系對順利指揮作戰的重要性。他建議成立“軍事最高會議，由政府明令發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組織，周為主席，負責解決一切行動方針與作戰總計劃”﹔他深感毛“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方便之至”，因為主持大計，則與中央局代表或最高軍事會議主席形成“寶塔式的指揮權”。如按后方建議由周兼任總政委，“這不僅對於政府主席、總政治部主任的關系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揮”，所以他主張由毛擔任總政委，“遇關重要或猶疑不定時，我便可以最高軍事會議主席或中局代表名義來糾正或解決”。這就有必要召開蘇區中央局的會議。
8月初，任弼時趕到興國出席中央局會議。會議討論決定：按周恩來的建議組成最高軍事會議，以周恩來為主席﹔以毛澤東為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8月8日，部隊整編結束，中革軍委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澤東同志為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與此同時，前方的勝利進軍，對后方工作提出了急切的要求：一是立即建立縣委，配備干部，打掃戰場，搜集戰利品﹔二是亟須補充部隊，增加擔架﹔三是組織慰問等。因此，任弼時接連督促各蘇區，立即採取措施。9月，他先后在《實話》和《黨的建設》上發表文章，即《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第四次“圍剿”爭取革命在江西及鄰近省區首先勝利》《為擴大與鞏固工農紅軍而斗爭》《以布爾什維克的沖鋒精神完成中央局擴大紅軍的決議》，號召“每一個黨員團員要學蘇聯共產黨員在國內戰爭時期那種英勇到前方去的布爾什維克的精神，要認識黨員是階級的先鋒，革命戰爭是階級斗爭最劇烈最高的形式。怕到前方去，怕犧牲，便不配稱為階級的先鋒，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黨員。每一個到紅軍中去的黨員團員，領導兩個非黨團員加入紅軍”。
紅軍如何應敵，在哪裡擺開戰場？蘇區中央局前方和后方領導人，又出現意見分歧。於是，雙方電文你來我往，各陳利弊，從8月底開始的一個月裡，爭論比較集中的有兩次：第一次是8月底到9月初，第二次是9月下旬。由於后方中央局成員沒有理解前方作戰的合理意見，卻又急於挽救鄂豫皖和湘鄂西紅軍擺脫困境。前方周、毛、朱、王考慮“再四”，堅持原方案。最后提出“無論中局同意哪一種行動，我們提議即刻在前方開一中局全體會，並且要全體都到”，以確定行動方針，要后方中央局同志30日趕到。后方的同志也堅持原方案。雙方各執己見。9月26日，前方再次提出，“因有許多問題如前電所指，必須討論解決”，要后方的中央局成員到前方開會，“日期在十月十日以前為妥”。正在這個時候，蘇區中央局收到臨時中央發來要“中央局轉”周、毛、朱、王的急電。項英、鄧發也已回到瑞金。30日下午，任弼時等一行5人從瑞金出發向北趕路。同行的劉伯承是周恩來在24日來信要求他到前方協助工作的。這時中秋節已過，他們日夜兼程，馬不停蹄。這就是寧都會議前夕，中央局內部山雨欲來的緊張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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