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軍
作為蘇區中央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他在寧都會議上，顯示了“小資產階級拼命主義的表現”
10月初，任弼時等趕到寧都前線出席中央局全體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中心議題是積極貫徹臨時中央的“進攻路線”，制訂反對蔣介石進攻中央蘇區的軍事行動計劃。這是接到臨時中央急電之后，前后方同志都感到“急要”的內容。如果說，在這以前執行臨時中央“左”傾冒險主義軍事路線的同志，對毛澤東誘敵深入的正確主張還沒有發展到公開斗爭的程度，那麼寧都會議上，卻展開了一場“中央局內部從未有過的兩條戰線斗爭，打破過去遷就和平的狀態”。
任弼時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員，“集中火力”反對“專准備為中心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而這種錯誤觀念“澤東表現最多”。許多同志在發言中批評毛澤東自第三次反“圍剿”以來，一系列抵制和反對“進攻路線”的所謂錯誤：反對連續的進攻﹔主張打“土圍子”鞏固蘇區，反對不顧主觀力量的向外發展﹔反對打贛南重鎮贛州和主張向贛東北發展﹔“不同意”赤化南豐河地區、誘敵深入的《訓令》﹔甚至連漳州戰役的勝利，也被指責為“延緩了北上任務之實現”。所有這一切，歸結到一點是對“進攻路線”的“動搖並否認過去勝利成績”。
根據周恩來向臨時中央的報告記述：會議“集中主要火力反對等待觀念是對的”，但是“我承認在會議中我對澤東同志的批評是採取了溫和態度，對他的組織觀念批評得不足﹔另外卻指出了后方同志對他的過分批評。會后顧、項等同志認為未將這次斗爭局面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斗爭戰線，我不能同意”。
但是，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聯名向臨時中央的報告中則寫道：周恩來在會議結論中雖然“指出前方同志以准備為中心的錯誤，以及我們對（敵）大舉進攻認識不足的錯誤，但他自己並沒有站在堅定立場集中火力反對前一種錯誤。對澤東的批評，當時項英發言中有過分的地方，但他在結論中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這不能說只是態度溫和的問題”。
在“左”傾軍事路線佔壓倒多數的氣氛下，后方的同志提出召回毛澤東。周恩來鑒於“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積極主張毛留在前方，“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對他個人亦能因局勢的展開而更徹底轉變”。於是，他向會議提出兩個方案：即取消前方最高軍事會議制度，“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
任弼時等后方同志認為“澤東同志對他自己錯誤的認識即在會議上也還不深刻，由他在前方負責，正確行動方針的執行是沒有保証的，且后方的動員和領導亦需要他回中央政府工作”﹔同時，周恩來也曾經在致中央局的信中反映：過去前方關於戰略原則與發展方針時常引起爭論，“有時爭論則不勝其爭論”，“軍事行動須當機立斷”，但“前方組織既不是集中權於個人負責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長短”，“因許多不同意見且均系負責者的意見，自然要加以考慮”，“尤令人無所適從”等。因此，這時會上就有召毛澤東回后方的提議。當周恩來提出留毛澤東在前方，或“助理”周恩來或在周恩來監督下負指揮“全責”的兩個方案后，“大多數同志都同意”第一種方案。毛澤東因不能取得中央局全權信任，也堅決不贊成周恩來的第二方案。會議批准毛澤東暫時請假回后方養病。10月6日，臨時中央常委會討論同意將毛澤東調回后方做政府工作。
10月10日，中共臨時中央電示中央局：要採取進攻路線，具體方向由中央局討論，“並能與澤東同志取得一致意見”，“我們可同意現在召回澤東同志與公開批評他的錯誤觀點，批評的方法應該說服教育，並繼續吸引他參加領導機關的工作”。12日，中革軍委通令：“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兼總政治委員毛澤東同志，為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遺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同志代理。”26日，臨時中央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在王明路線統治下，在錯綜復雜的因素交匯下，寧都會議使毛澤東離開了紅軍，鑄成了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但是，毛澤東“答應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對於自己寧都會議上的歷史性錯誤，任弼時后來不止一次地進行自我批評。1943年11月，他在延安整風時說：“在中區時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全會后中央的路線，在軍事上是主張積極進攻的，對於蘇區紅軍發展的歷史特點不加了解，不懂得戰爭規律……與毛的思想政策對立，以致於反對。在掃清道路的斗爭中成為積極的協助者。”1945年4月20日，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發言中，他又檢討說：“寧都會議上，我反對分兵准備戰場，因此就把毛的軍事領導撤銷而以周替代”，“這是小資產階級拼命主義的表現”。
真誠的革命者，對於自己的錯誤，也必然會在歷史的檢驗之后，服從真理。任弼時就是這樣真誠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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