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軍
任弼時於20世紀30年代前期來到贛南，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長、副書記，先后在寧都、瑞金、興國等地，參與領導反“圍剿”、籌備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和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參加復雜曲折的寧都會議等革命活動，在贛南紅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作為中央代表團負責人，他從中央絕密交通線進入贛南，肩負參與領導中央蘇區工作的重任
1931年2月初，在上海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等幾次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研究，認為全黨目前有兩件大事：一是加強蘇區和紅軍工作﹔二是改變城市斗爭方式。遠東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派60%的干部去蘇區領導鞏固工作﹔軍事干部在國內外學過、做過軍事工作的，90%以上的應該派往蘇區，充實對紅軍的領導，並盡早成行。
為此，中央政治局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並做出決定。第一，關於黨的領導機關。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縣小布已經宣布成立。2月6日，即將奔赴蘇區的任弼時在政治局會上建議：中央蘇區任務重，“過去分配的力量不足”，如周恩來去蘇區有困難，最好另派一名政治局常委去﹔王稼祥“必須去”，以利於加強理論工作﹔在蘇區的中央委員也應加入。周恩來表示他准備去但不能馬上成行。於是，會議先是確定中央局成員7人：項英、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朱德，共青團（顧作霖）和蘇區各1名。項、毛、任、王為常委，任管組織，王管宣傳，毛管軍事。政治局主席向忠發說：周兩個月后可出發，為中央局書記，目前由項英暫代書記。2月13日，政治局會議就此做出初步決定，同時決定成立湘鄂西、鄂豫皖中央分局，確定贛東北、湘鄂贛、閩西3個特委的負責人。第二，蘇維埃軍委由周兼任，軍委委員20余人。常委由毛、朱、周及有關軍長等共8至9人組成。第三，召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和籌建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明確了中央政府主席應該具備有全國威望和在蘇區工作這兩項基本條件。經過這兩次政治局會議，任弼時等確定進中央蘇區的人員先后成行。
這時，在江西大敵迅速壓境的危急時刻，卻發生了紅軍內部自相沖突的“富田事變”。當時在上海的黨中央對事件真相一時還不清楚。任弼時臨行前，根據政治局討論的意見，起草了指示信，指出：“中央特決定立即派出代表團前往蘇區組織中央局，並委托代表團以全權調查與解決這一問題。”鑒於情況緊急，3月4日，政治局最后決定：任弼時5日必須走，王稼祥7日走﹔去鄂西、鄂東北的人，本周內必須走，其余去各蘇區的人，3月份以內走完。就這樣，27歲的任弼時受命為中央政治局派赴中央蘇區代表團的負責人，他深感肩上的擔子很重。這時，妻子陳琮英因預產期臨近，隻好暫時留在上海，待分娩后再成行。隨后，任弼時由中央特科交通科安排，先坐海輪到香港，轉汕頭、潮州，改乘小火輪沿韓江北上，到大埔，之后進入閩西蘇區，再轉中央蘇區瑞金。
1931年3月15日，任弼時率中央代表團到達閩西永定縣虎崗——閩粵贛特委和閩西蘇維埃政府的所在地。約在4月4日繼續北行，經長汀（舊稱汀州）的四都坪到江西瑞金。4月17日，他們趕到寧都縣青塘，和毛澤東、朱德、項英等見面，當即就參加了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選舉了彭德懷等5人為中央局委員。任弼時一面請求中央政治局批准會議決定，一面立即開始參加中央局的工作。代表團和與會同志對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四軍和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對總前委過去的工作，做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當然，他們對蘇區中央局的批評也有偏頗。
這時，進攻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步步逼進，而中央局和總前委對戰略方針出現了分歧。經過幾次會議討論，大多數同志支持毛澤東、朱德的正確意見。毛澤東后來在1945年6月10日的中共七大全體會議上說，在這場爭論中，如果沒有代表團“贊助我們，信任我們——我和總司令，那是相當困難的”。任弼時到蘇區兩個多月，通過中央局擴大會議，特別是通過對第二次反“圍剿”戰爭戰略決策的爭論和實際的指揮過程，深感自己缺乏作戰經驗。后來他於1943年11月在延安整風筆記中寫道：“未到中區前是有毛右傾的觀念的，到中區后認為有獨特見解，有才干。”特別是在國民黨大軍壓境之際，毛澤東深察敵情，臨機果斷，指揮若定，使他深為折服。而代理書記項英則“猶豫不決（特別在軍事行動上），領導戰爭能力弱，故有推毛為書記事”。於是5月24日，中央局決定，恢復1月間撤銷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以毛為書記，統一領導作戰及戰區的地方工作。后又向中央報告：代理書記項英“工作能力不夠領導，中央局決以毛澤東為代理書記”，請求中央批准。
經過反“圍剿”斗爭打退敵人以后，蘇區中心地帶戰事相對平靜，中央局機關和一方面軍的留守處便離開戰斗部隊，固定在興國，組織局工委在東固以南的農村。隨著中央代表團到達后人員逐漸增加，蘇區工作日益向前發展。主要是：第一，調整黨組織﹔第二，整頓和加強地方武裝﹔第三，建立蘇維埃，分配土地﹔第四，籌備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6月1日，蘇區中央局發布公告：召集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大會原定8月1日在江西蘇區召開，因為選舉代表需要時間，加以全國各蘇區之間交通困難，后通令延至11月7日（10月革命紀念日）召開。7月20日，任弼時派中央局秘書長赴上海向黨中央匯報了到蘇區了解的情況：“中央局目前的狀況，朱、毛、周、彭、林等均在前方，陳毅到贛南特委擔任書記去了，現在中央局隻有弼時、稼祥、項英三人”，“中央局的工作人員甚少，連技術工作都成問題”。
盡管如此，任弼時還是全力以赴地參與籌備召開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和成立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7月，他在《戰斗》報上發表《努力進行全蘇大會選舉運動》一文，要求在整個選舉運動中，“必須與加緊准備第三次革命戰爭擴大紅軍的中心任務極密切的連接起來”，同時，和新區的分配土地和原有蘇區實行“抽肥補瘦”政策等工作結合起來。8月，他又在中央局組織部出版的《黨的建設》雜志上，發表《怎樣完成區委的改造》一文，指出蘇區黨的區委最大的弱點是“缺乏獨立領導全區工作的能力，對於上級黨部的依賴性非常濃厚”，組織成分上“缺乏甚至完全沒有無產階級分子”，工作作風上，“個人包辦、家長式、手工業式的領導方式還很普遍地存在著”。要求通過召開各區的代表會改造組織，由工人、雇農分子來負責區委的領導工作，並“站在自我批評精神上去詳細檢閱區委過去的工作”，要求各級黨組織把召開兩個大會列為“當前的中心任務”，8月份內完成選舉和區委改造的工作。
在工作過程中，任弼時還實事求是，注重調查研究，解決了一件十分棘手的問題。當時，負責青年工作的張愛萍，被誣陷為“AB團青年總團部負責人之一”。張愛萍后來回憶：“救星任弼時同志來了。”任弼時“把我從由於大革命失敗而逃到上海，作秘密工作，又連續被捕入獄﹔以后又被派入紅軍工作，又負傷，及被調出作青年工作等等一連串的情形，研究后所作出的結論：‘他不會是AB團的’”。他又謹慎地決定：“‘不應隻憑口供，應該從他此一時期工作的檢查來找根據’。”於是，擔任中央革命根據地少共中央局書記的顧作霖，被派來到萬泰地區檢查工作。首先從少共下層組織，然后到上層的工作﹔從少年先鋒隊工作，到兒童團工作﹔從黨到政府等各方面去調查了解，“結果証明了弼時同志的論斷是正確的”。
不僅如此，任弼時密切聯系群眾的工作作風，也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興國縣召開團代表大會，他率領少共中央的巡視員五六人出席。
共青團興國縣委書記周愛民回憶：“他扎著皮帶，結了綁腿，腳穿草鞋，背支駁殼槍，渾身英姿煥發，朝氣蓬勃。”“當天晚上，我邀集團縣委幾個干部，圍坐在一盞菜油燈下，向任弼時同志和巡視員一五一十地匯報團的工作。他不時豎起大拇指稱贊說：‘配合革命形勢，圍繞黨的中心工作，把廣大青年組織到革命戰爭的行列中來，這項工作很緊要，也很必要。’”“在會議間歇休息時，他走入代表們中間，談笑風生，情趣盎然……一邊回答同志們的提問，同時一邊記下同志們的發問。他聽說興國山歌在鼓動宣傳青年人當紅軍中發揮了特殊作用后，便要當時婦女山歌手、縣婦聯書記謝佩蘭教他唱擴大紅軍的山歌。他悄悄學會之后，一天在大會上居然操著興國客家口音唱道：‘哎呀嘞！當兵就要當紅軍，紅軍是工農子弟兵﹔哥呀哥，勇敢殺敵上前線，家中事情莫挂心。’”“在會議結束之后，他不辭勞苦，要我同他到離縣城30多裡的江背、水南一帶作調查”，“后來，我又陪同任弼時同志到贛縣田村、白露一帶，調查那裡擴大紅軍的工作。在與他短短相處的日子裡，我發現任弼時同志最大的長處是沒有官架子。盡管言語不太相通，但是他與群眾的關系真是到了水乳交融、親密無間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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