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余
廣泛團結和爭取婦女界朋友
抗戰期間，鄧穎超與李德全、史良、劉清揚、沈茲九等婦女界領袖除經常在公開場合接觸外，還保持著密切的個別聯系，同她們交心談話，凡遇到重大問題都和她們商量，聽取她們的意見和建議，互相支持和配合。沈茲九因拒絕宋美齡要她參加國民黨的勸導，引起宋的不滿，沈茲九一怒之下離開了“婦指會”。事后，鄧穎超向她指出：“這是一種意氣用事的做法，對統一戰線工作是不利的。”這種坦蕩的胸懷和嚴厲的批評，使沈茲九心悅誠服。
由於鄧穎超等人對進步婦女領袖們真誠的關心、愛護和幫助，使她們真心實意擁護和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有些人甚至甘願冒生命危險支持中共的事業，保護中共同志。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民黨特務搞了一份“共產黨危險人物”黑名單，准備分批逮捕，其中一部分還要秘密處死。一位黨外朋友得到情報后，立即設法轉告鄧穎超、張曉梅。鄧穎超等人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和南方局的指示，對黑名單上的一批進步婦女，逐一研究了轉移方案，並進行周密安排，在地方黨組織和進步朋友的幫助下，使她們安全撤離，得以脫險。
鄧穎超還十分關心“婦指會”等婦女團體的非黨進步人士和青年女干部的成長，幫助她們解決一些困難，注意保護她們的安全。這些進步人士、知識青年以“小姑”作為鄧穎超的代號，把到曾家岩50號或到紅岩村與婦委會的同志見面當作“回娘家”。她們中的不少人，后來都參加了共產黨。
為爭取所有贊成抗日、熱心婦女工作的中間派人士，鄧穎超指出：“我們不能關門主義，不能急躁圖痛快，要有寬闊的胸懷和堅忍不拔的精神。”她還說：“中間分子的態度往往是冷淡的，爭取是比較困難的，然而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開會，通過決議，首先要做好中間分子的工作，使她們支持贊同我們。我們一些經延安來的同志，往往看不慣中上層婦女的衣著打扮，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應從政治大事著想，不要計較生活小事，有些要人的太太們，能爭取她們同情我們，可起到別人無法起到的特殊作用。”“婦指會”總干事張藹真、副總干事兼兒童保育組組長陳紀彝，都是愛國的基督教會派人士。她們熱心於抗戰事業和社會福利工作，富有實干精神。在政治上，她們則希圖超然於黨派斗爭之外，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是尊重的。鄧穎超不僅親自同她們建立了良好的關系，還指示中共黨員和進步青年盡力支持她們的工作。如中共黨員馮光灌長期擔任總干事室秘書，成為張藹真的得力助手﹔中共黨員徐鏡平擔任兒童保育組副組長，與陳紀彝配合默契，深得陳的信任。由於重視對她們爭取團結，在進步勢力和頑固勢力的斗爭中，她們對共產黨往往能採取比較公正的態度。后來，在國民黨政權崩潰前夕，“婦指會”不少中上層人士逃亡台灣，張藹真卻去了香港。行前，她還叮囑“婦指會”中願意留在大陸的原總務組長謝蘭郁等人，保護好財產賬目，等待共產黨的婦女機構來接管。
1940年春，經鄧穎超提議並推動成立了中蘇文化協會婦女委員會，由李德全任主任，曹孟君、傅學文任副主任，鄧穎超、張曉梅、黃靜汶、陸慧年等人任委員，都是中共黨員或左派人士。中蘇文協婦委會經常組織召開中蘇婦女聯歡會、聯誼會、學習報告會、座談會，舉辦婦女兒童書籍、圖片展覽會或電影招待會，吸引了大批的知識婦女和少年兒童。皖南事變后，鄧穎超等人積極貫徹隱蔽精干的方針，從1942年下半年開始，便以中共黨員骨干為核心，形成了十幾個小型的學習小組、讀書會、座談會等，每周或雙周聚會一次，交流彼此了解的政局情況，傳閱進步報刊或小冊子，討論當前形勢或婦女本身的問題，並共同參加各界人士組織的進步活動。1944年，在南方局婦委的推動下，在這十幾個小型組織的基礎上成立了半公開組織——中國婦女聯誼會，為反對內戰、爭取民主、迎接解放做了大量工作，成為國統區民主婦女運動的重要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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