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余
反擊“婦女回家論”引導婦女爭權益爭民主
1941年1月，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召開全國婦運干部會，提出要婦女們“加強她們的組織，提高她們個人的技術，加入國民黨並生育更多的孩子”，重新揀起“婦女回到家庭去”的陳詞濫調，還反對婦女參政，說“如果每一個婦女，都力圖參與政治，那是很有害的……”
受此影響，國統區刮起了一股“婦女回家論”的思潮。比較突出的是，1939年10月，國民黨福建省主席陳儀發表《我的理想國》一文，極力鼓吹婦女回家，還正式在福建省內通令各機關禁用、限用女職員。1940年7月6日，《大公報》上發表端木露西《蔚藍中的一點黯澹》，也鼓動廣大婦女回到家中做回自己“賢妻良母”的“本職”。隨后，喻培厚、夏英喆、莫英、林楓、沈從文等人就此問題在《大公報》、《婦女新運》（《中央日報》附刊）、《戰國策》等報刊上發表爭論文章。
鄧穎超十分重視這場爭論，在她的領導下，《婦女之路》（《新華日報》副刊）、《婦女生活》、《浙江婦女》都投入了這場論戰。鄧穎超親自寫下《關於〈蔚藍中的一點黯澹〉的批判》（發表於《婦女之路》）。她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准繩，以婦女運動發展史為線索，一針見血地批評端木的婦女觀就是主張“把婦女趕回家去”，“鼓勵一般家庭的婦女做一個好母親好主婦”，這些舊調重彈，決非偶然，不僅表現了端木對中國婦女解放的悲觀失望、消極倒退、腐朽自私的觀點，同時也反映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中一部分人對抗戰悲觀失望、無自信心，企圖向日本妥協投降的消極情緒和一年來復古倒退逆流在婦女問題上的蔓延。文章的最后，鄧穎超真切地號召婦女必須堅持抗戰到底的方針，每個中國男女都應為國家民族利益奮斗。
沈茲九、胡子嬰、葛琴以及許多社會人士也都發表文章批判“婦女回家論”。最后，周恩來親自寫了《“論賢妻良母”與“母職”》，把“母職”和“賢妻良母”區別開來，指出“賢妻良母”或“新賢妻良母”的實質，都是站在男權主義的立場上。周恩來的文章把斗爭鋒芒引向當時存在的社會問題，為爭取婦女就業提供了理論武器，為這場論戰作了總結。
抗戰時期，中共和各黨派進步人士強烈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要求國民政府定期召開國民參政會，制訂憲法、實施憲政。受此鼓舞，國統區廣大婦女也積極參加憲政運動，但國民黨女參政員借口人民愚昧、無知，公開反對憲政。
鄧穎超直接領導和推動婦女憲政運動。從1939年9月到1940年4月，南方局婦委通過“婦指會”聯絡委員會在重慶共召開了七次憲政問題座談會，討論了“憲政問題的產生和發展”、“憲政運動與婦女解放運動的關系”、“如何促進憲政運動和爭取婦女參政問題”等，參加的人數由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
鄧穎超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經常出席這些會議，並在各婦女團體聯合舉行的女參政員招待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和介紹蘇聯婦女參政情況。她還發表《婦女大眾應擁護各省市參政會之召集》、《國民參政會與婦女》等文章，指導婦女憲政運動的開展。鄧穎超要求女參政員不僅要代表人民的意見，尤其要替最受壓迫的各界婦女大眾說話。第一、二次國民參政會議上，女參政員們為爭取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權益進行了斗爭，並提出了一些提案，如《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案》、《請政府命令各機關不得借故禁用女職員，以符男女職業機會均等之原則案》等，多數獲得大會通過。
鄧穎超的正確主張得到各民主黨派和進步力量的熱烈響應。李德全、史良等人嚴厲批駁由沈慧蓮主持糾集30多人發起組織國民大會競選會，李德全還拒絕接受該會理事的職務。重慶婦女界104人發表了《重慶婦女界對時局的主張》，要求實行民主，成立全國人民的政府，給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廣西桂林、雲南昆明、四川成都等地的知識婦女也召開了多次憲政座談會，並在報刊上刊登了有關文章。
這場轟轟烈烈的憲政運動由於國民黨的高壓破壞，並沒有取得多少成果，但使大后方婦女逐漸認識到國民黨的所謂“憲政”不過是騙人的把戲，隻有中共才是真正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為爭取婦女解放而斗爭的黨，從而大大提高了共產黨的威望，贏得了民心。
縱觀整個抗戰期間，鄧穎超從團結抗戰的大局出發，以她政治家的敏銳洞察力以及特殊的身份和影響力，積極地引導和推動國統區婦女大眾為爭取抗戰勝利而不懈努力，對婦女解放問題上出現的錯誤思想進行堅決批判和斗爭，使婦女運動在錯綜復雜的國統區方向明確、方法靈活、成效顯著，成為她革命生涯中燦爛的華章，將永遠被歷史所銘記。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圖片來源：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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