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黨對毛澤東思想認識的主要影響因素探析

　　二、黨對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實踐的影響

　　實踐觀點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和基本的觀點。實踐是認識的來源，隨著實踐由淺入深地進行，認識也不斷由初步向深入發展。建國以來黨對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的曲折探索直接影響了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

　　第一，黨對社會主義道路正確或比較正確的探索實踐，使毛澤東思想繼續得到發展，同時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比較正確。

　　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7年反右斗爭之前，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迅速醫治了長期戰爭的創傷，恢復、發展了國民經濟和其他各項事業。在此基礎上，黨領導全國人民有步驟地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建立起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我國今后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借鑒蘇聯的經驗教訓，並結合我國國情，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偉大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積極成果，使得毛澤東思想在這一時期得到繼續發展。在毛澤東思想繼續發展的時候，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比較實事求是，一方面有力地學習、宣傳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在社會意識形態中佔據了主導地位﹔另一方面，注重用毛澤東思想去指導各方面的實踐，並且注意貫徹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方針。

　　另一個探索實踐比較正確的時期是“文革”結束后通過真理標准的大討論和黨的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毛澤東思想恢復了科學面目，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隨著社會主義探索實踐的深入逐漸走向科學、成熟。為徹底進行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解除人們的思想禁錮，1978年全國開展了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鄧小平充分肯定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問題的討論的重大意義。指出：“隻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7]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為恢復和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恢復毛澤東思想本來的科學面目作了思想上的准備。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對毛澤東思想作了系統科學的闡述，標志著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此后，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深入進行，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在不斷發展完善。

　　第二，黨對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實踐的失誤，導致毛澤東思想的發展遭受挫折，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陷入誤區之中。

　　1957年隨著反右斗爭擴大化的出現，“左”的思想逐漸在黨的指導思想中佔據了統治地位，黨在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實踐中出現了嚴重失誤。首先，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缺乏經驗，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缺乏正確的認識，在指導思想上“左”的思想逐漸滋長起來。“左”的錯誤實踐，不但給社會主義建設造成巨大的困難，在對待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上也出現了嚴重的錯誤。毛澤東晚年“左”的一套錯誤理論被看成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對這些嚴重失誤的理論採取絕對化、神化的態度去對待，導致毛澤東思想本來面目受到嚴重扭曲。而這種對毛澤東思想的非理性的認識，又使得在實踐上“左”的思想進一步泛濫，給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其次，黨內民主制度和領導制度的不健全，使得黨不能夠以一種科學的態度去認識毛澤東思想。“從一九五八年批評反冒進、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8]這樣，黨內逐漸形成了一種極不正常的風氣，即以領袖的言行作為是非標准，領袖成了黨的化身、真理的代表。在這種情況下，黨內不同意見不但很難發表出來，而且有時這種不同的意見卻被定為路線分歧、階級矛盾。對於毛澤東“左”的錯誤思想理論，不但不能提出異議，還要大加神化、頌揚。林彪、“四人幫”這些陰謀集團正是在這種土壤中產生，並且利用這種體制的弊端，大搞迷信、教條，推行造神運動，玩弄各種陰謀實現其政治野心的。對此，鄧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曾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9]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制度，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已成為全黨的共識，全黨也在為此不懈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