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黨對毛澤東思想認識的主要影響因素探析

　　三、毛澤東本人因素的影響

　　在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過程中，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的毛澤東本人對它的認識，無疑對黨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第一，當毛澤東本人比較謙虛、謹慎的時候，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是比較正確的。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已由一黨領袖轉變為黨和國家的領袖，但是這種身份、地位的改變並沒有使他放鬆對自己的要求，他繼續保持一種謙虛、謹慎的態度。1952年9月25日，毛澤東在審閱《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送審的《人民日報》國慶社論的提綱草稿中將“這証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敵力量”一句中的“毛澤東思想”刪去﹔並將“毛澤東思想使中國人民充滿無限勝利的信心”一句改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同志使中國人民充滿著無限勝利的信心”。同時批示：　“不要將‘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與馬列主義並提，並在宣傳上盡可能不用這個名詞。”[10]1954年6月，毛澤東刪去了憲法草案中稱贊他的條文，並解釋說：“這不是謙虛，而是因為那樣寫不適當，不合理，不科學。在我們這樣的人民民主國家裡，不應當寫那樣不適當的條文。”[11]面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宣傳、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種把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國際化的傾向，毛澤東是不贊成的，他多次強調不要強加於人，要注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在關於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關系上，毛澤東提出不要將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並提，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總店”與“分店”的關系，是“根”與“枝干”的關系，並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誤解。1954年12月，中宣部為此專門下發了通知，指示今后黨內同志寫文章做報告時應注意按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毛澤東對於毛澤東思想與中國革命實際、與馬列主義關系的正確認識，加深了黨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和把握。

　　第二，當毛澤東個人驕傲情緒逐漸滋長，主觀主義、個人專斷作風日漸嚴重的時候，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逐漸走向了歧途。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由於取得社會主義改造等一系列的重大勝利，由於國內國外的種種因素，毛澤東不像以前那樣謙虛謹慎了。他開始迷信自己，脫離實際，脫離中央領導集體，實現個人專斷。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兩種個人崇拜的觀點，他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12]這樣，他把崇拜真理與崇拜個人這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混為一談。毛澤東的這種說法，實際上為對他的個人崇拜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林彪、“四人幫”等陰謀集團，正是利用這點，對毛澤東大搞個人崇拜，對毛澤東思想大搞“頂峰論”、庸俗化、教條化，使得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出現了重大挫折。“文革”開始后，個人崇拜更是惡性發展，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被推向了神壇。對於林彪、“四人幫”一伙的種種做法，毛澤東也提出過異議，例如1966年7月，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中寫道：“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指林彪——筆者注）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隻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13]同時，他對“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絕對權威”等提法也提出了異議。1970年12月他會見斯諾時又說“四個偉大”討嫌，對於個人崇拜，“現在沒有這種必要了，應當降溫了”。但他並沒有完全否認個人崇拜，他說：“人總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的文章，你的書寫出來沒有人讀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麼混得下去呢？”[14]由此可見，由於晚年毛澤東未能區分個人威望與個人崇拜的界限，雖然他對林彪、“四人幫”的一些做法提出過批評，但卻無法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局面。而且隨著形勢的發展，這種趨勢愈演愈烈。在這種情況下，黨內一些同志即使有正確的意見，也根本無法得到表達，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陷入了嚴重錯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