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黨對毛澤東思想認識的主要影響因素探析

　　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過程。建國以來，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曲折復雜的發展過程，其間有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正確或者比較正確的時候，也有對其認識庸俗化、教條化甚至歪曲毛澤東思想本來面目的時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進入了完整、准確地認識毛澤東思想的新時期。建國以來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之所以會出現一個曲折發展、紛繁復雜的歷史過程，是在許多因素的影響下形成的。

　　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曲折發展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伊始，面對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採取的敵視、封鎖、禁運的政策以及我國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還不穩固的國內形勢，中共中央決定採取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此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風起雲涌，尤其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影響最大的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和蘇聯之間關系的跌宕起伏，對於黨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和認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建國初期蘇聯的影響

　　建國初期，黨在對毛澤東思想宣傳和學習的過程中，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一直保持謹慎的態度，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維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有關。中國革命勝利之前，斯大林對中共及其領袖毛澤東一直持有偏見，他認為：“中國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階級政黨，山溝裡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對中共領袖毛澤東的看法，據赫魯曉夫回憶：“斯大林常稱毛澤東是‘麥琪林式的馬克思主義者’。”[1]新中國成立后，斯大林內心深處仍舊對中國共產黨是否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黨懷有顧慮。毛澤東十分了解斯大林對中共不信任的偏見，特意請斯大林物色一位有較高馬列主義理論修養的蘇聯同志來華幫助《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毛澤東提出這一要求，目的是想讓蘇聯人“來中國看看，中國是真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這可以從后來毛澤東與尤金的一段談話中得到印証。毛澤東說：“你（指尤金——筆者注）回去以后說了我們的好話。你對斯大林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斯大林還是懷疑。只是到朝鮮戰爭時才改變了他的看法，也改變了東歐和其他各國兄弟黨對我們的懷疑。”[2]出於這種懷疑和偏見，“在我們黨提出毛澤東思想后，蘇聯黨始終拒絕承認這個提法。在蘇聯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這成了一個禁區。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發表時都給刪掉”[3]。面對這種情況，又由於新中國已成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許多地方需要蘇聯的支持與援助，所以毛澤東決定不再用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此后，在黨的八大的政治報告及通過的《黨章》中均未提及毛澤東思想一詞，甚至八大以后一段時期，黨的文件中都較少出現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

　　2.蘇共二十大的影響

　　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時期的錯誤，對當代國際共運中一些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作了新的闡述，這給當時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也直接影響到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蘇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時代個人崇拜、個人專斷和嚴重破壞民主法制的錯誤，這對當時共產黨執政的各個國家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中共的影響也不例外。在對待毛澤東思想上，比較注重防止個人崇拜的問題。根據中央政治局的討論意見，《人民日報》於1956年4月5日發布編輯部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指出：“中國共產黨慶祝蘇聯共產黨在反對個人崇拜這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斗爭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中國革命的經驗同樣証明：隻有依靠人民群眾的智慧，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才使我們黨無論在革命時期或者在國家建設時期都能夠取得偉大的勝利和成就。”“反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反對個人崇拜，是應該經常加以注意的問題。”[4]隨后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做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特別強調了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意義。他說：“關於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了有力的闡明，這些闡明不僅對於蘇聯共產黨，而且對於全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5]由於當時毛澤東和黨中央一直十分注重反對個人崇拜，所以在如何認識毛澤東思想上，還是能夠以一種比較科學的態度去對待的。

　　其次，蘇共二十大后中蘇在對待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問題上產生了分歧，黨在指導思想上“左”的趨向日益嚴重，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不但逐漸被強化，而且在認識上出現了誤區。對於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和批判，我們黨認為斯大林有功有過，功大於過﹔對斯大林的錯誤應該批評，但必須在肯定和維護他正確方面的前提下進行。此后，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進一步擴大。兩黨對於國際形勢，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線和策略，對於對方的國際和國內政策，都出現了尖銳的對立。與此同時，蘇聯當時的領導人始終以“老子黨”自居，大搞霸權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對我國內政橫加干涉。這使得中蘇原本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裂痕越來越大。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經過分析后認為，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形成了一套修正主義的路線，走向了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由於中共認為蘇共領導人已經偏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所以中國共產黨為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統治地位，必須承擔起歷史賦予的神聖使命，堅決反對蘇共的“現代修正主義”。與此相應，毛澤東思想重新被提出，而且在宣傳上更加普及、強化。因為中共認為隻有毛澤東思想才是真正地堅持、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就是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旗，毛澤東思想還被作為批判國內修正主義的思想武器，全國掀起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熱潮。隨著毛澤東思想重新提出並且在全國大規模的宣傳、普及，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逐漸抬頭，加之林彪、“四人幫”一伙的推波助瀾，毛澤東思想被絕對化、庸俗化、教條化，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走向了歧途。

　　3.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發生了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重大事件，共產黨政權紛紛垮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重大挫折。伴隨社會主義運動發生重大挫折，一時間出現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過時”的論調甚囂塵上。有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產生了懷疑，進而斷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已經“過時”。這種“過時論”使得黨的有些領導干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缺乏熱情，形式主義，敷衍了事，嚴重妨礙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提高。與此同時，面對蘇東劇變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的形勢，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積極推行“西化”、“分化”的“和平演變”政策，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也十分猖獗。對此，鄧小平多次強調要始終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戰略布局永遠不要改變。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上講話指出：“現在有必要特別強調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由於一個時期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許多理論問題被搞亂了，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領導干部程度不同地受到影響，有的人甚至站到動亂一邊去了。國際敵對勢力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斗爭將長期存在。在國內，四項基本原則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對立和斗爭也將長期存在。”[6]在這裡，江澤民同志特別強調了學習、研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大意義，體現了黨堅決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堅定決心。1991年7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二版在全國出版發行。隨即黨中央發出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的通知，充分肯定了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指導意義，全國掀起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個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