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燦
當然，從個人角度來說，毛澤東與丁玲也頗有淵源。他倆都是湖南人，丁玲與毛澤東的第一任妻子楊開慧曾經是同窗好友。丁玲那時30歲出頭，性格活潑外向。毛澤東常常如數家珍地跟她聊唐詩宋詞，也談到《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及其他古典名著。因老鄉之誼、共同的朋友圈以及相近的愛好，初到陝北的丁玲很快與毛澤東建立了非同尋常的友誼。
丁玲果然不負眾望。這個從上海亭子間走出來的女作家，到達保安半個月后，就紅裝變武裝，打著綁腿，穿著平底布鞋，跟著部隊北上定邊前線。所到之處滿眼的山溝、沙原、硝煙，接觸的人不是出生入死的紅軍將領和戰士，就是質朴的陝北農民。他們的言談舉止，跟她熟悉的都市男女迥然不同，一切都令她感到新鮮而振奮。《記左權同志話山城堡之戰》《到前線去》《彭德懷速寫》《南下軍中之一頁》等戰地散文，行雲流水一般產生了。毛澤東要文學家去前線鼓勵戰士，她做到了。當然，她也得到了別的作家無法企及的贊揚。1936年12月，丁玲收到了毛澤東用軍用電報發給她的《臨江仙 給丁玲同志》，其中有“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這是毛澤東一生唯一一首寫給知識分子的贊美詩詞。站在一個政治領袖人物的立場上，毛澤東欣喜於丁玲的表現，也不乏慧眼識英才的得意。
在陝北頭三年，丁玲先后創作了《一顆未出膛的槍彈》《東村事件》《壓碎的心》《新的信念》等小說，主題都是反映階級斗爭、民族壓迫的革命敘事。20世紀20年代，丁玲筆下那些莎菲型、尋求獨立、帶著強烈自我意識的小資產階級女性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童養媳七七、陳老太婆等窮困的普通勞動婦女，她們的不幸遭遇既不是個體的，也不是性別的，而是被壓迫階級和被侵略民族共同的集體仇恨。丁玲忠實地履行著毛澤東關於工農大眾文藝、抗戰文藝的指示，適應戰時紅色根據地的意識形態要求，摒棄小資產階級的情調，清除戀愛至上、感情至上等思想傾向，塑造立場堅定的女革命者形象。
丁玲的變化是由內而外的，連她的外表形象和生活習慣也變得男性化起來。初到延安的陳學昭曾不止一次地描寫過丁玲粗糙的皮膚、矮胖的身材、灰色的軍服，說她聲音洪亮，女性特征幾乎消失了。到延安訪問的記者也說她：“很隨便地抽起卷煙來，煙抽得很密，大口地吸進，大口地吐出，似乎有意顯示她的豪放氣質。”在戰時的革命環境裡，女性的特征和特殊需要被視為小資產階級情調，是不健康的，更不被提倡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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