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燦
“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就在丁玲發表《“三八節”有感》后不久，延安整風運動開始了。在4月初毛澤東主持的一次高級干部會議上，有人對丁玲的這篇文章提出批評。毛澤東說：“《‘三八節’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樣。《‘三八節’有感》對我們黨、對我們的干部有批評，但也有積極的建議……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這就是丁玲后來說的“毛主席保了我”。令人玩味之處在於，被毛澤東保下來的丁玲，在表明自我改造的決心的同時，反戈一擊，對王實味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 但那段時間對丁玲來說是極其難熬的。1942年4月25日，也就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一周前，她寫了《風雨中憶蕭紅》，曲折地反映出當時的復雜心態。她在文中說：“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過了那麼久，卻還不能徹底地變更自己，他那種二重的生活使他在臨死時還不能免於有所申訴。我常常責怪他申訴的‘多余’，然而當我去體味他內心的戰斗歷史時，卻也不能不感動，哪怕那在整體中，是很渺小的。”丁玲曾經跟大多數人一樣，不理解瞿秋白在臨終前寫的《多余的話》。但隨著自身的危機處境到來，丁玲體會到他在環境的壓抑與保持自我之間的矛盾。
1922年，還在上海大學讀書的丁玲，就接觸過一些中共黨員，包括瞿秋白。當時的丁玲，雖然覺得共產黨是好的，但有一件東西，她不想要，“就是黨組織的鐵的紀律”。她甚至自比孫悟空，把黨的紀律視為“一個緊箍咒”。1931年2月，被丁玲稱為“最難忘的愛人”的胡也頻被國民黨殺害，她痛感個體的渺小和無助。1932年3月，丁玲面對黨旗宣誓：“再也不做黨的同路人了。我願意做一顆螺絲釘，把我放在哪裡，我就在哪裡，叫我干什麼，我就干什麼。我的生命，我的心，不屬於我自己的，而是屬於黨的。”到了延安，她努力向主流靠攏，但仍然出了問題。在懷念蕭紅的文章中，還有這樣一段話：“我很奇怪作為一個作家的她，為什麼會那樣少於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純潔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時顯得有些稚嫩和軟弱的緣故吧。”丁玲感嘆蕭紅，不也在反思自己嗎？在文學與政治之間、知識分子與黨之間、女性與革命之間，她終究是有些稚嫩了。
據陳明回憶，丁玲在整風運動期間，寫下了兩本學習心得，一本題為《脫胎換骨》，另一本題為《革面洗心》。延安文藝座談會開過之后，丁玲到農村去走訪、調查，直接與農民們同勞動、同生活。她計劃用不同的手法寫10個不同的人，后來因形勢變化，隻寫了3個：民間藝人李卜、紅軍營長袁廣發和陝甘寧邊區的模范田寶霖。當毛澤東看到《解放日報》發表了丁玲寫的《田寶霖》，欣喜地祝賀她的新寫作作風，並在一次高干會議上說：“丁玲現在到工農兵當中去了，《田寶霖》寫得很好﹔作家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好文章。”然而丁玲自己並不覺得《田寶霖》寫得有多好，也從不認為這是她的得意之作。她把毛澤東的表揚看成鼓勵，是為她到工農兵中去開放綠燈。丁玲晚年把她的感受說得很明白：“創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動，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丁玲真的放棄了對女性問題的思考嗎？她的代表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描寫了暖水屯農民在黨領導下開展土改的過程，是一個表現階級斗爭的政治性主題，丁玲卻在不經意中表現了對作為地主侄女的黑妮的關注。在黑妮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內心深處的女性解放的追求又浮現出來了。后來，因為被質疑存在階級立場問題，她不得不對黑妮這個角色作了模糊處理。
可以說，從19世紀末西方女權思想的輸入開始，中國的女性解放就由男性倡導和引領，始終被納入民族獨立和社會解放的議程之中，女性被看作等同於“階級”的一個弱勢群體，卻有意無意間忽略了階級、民族背后的男權社會結構，同樣是女性受壓迫的根源。丁玲在延安時期的人生際遇，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中國女性解放道路的曲折與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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