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話禮賢下士的陳毅

1949年10月，陳毅與各界人士合影。左起：葉企孫、潘光旦、張奚若、張子高、陳毅、周培源、吳晗

正是由於陳毅及時看到了進城之后的諸多問題，並相應一一制定紀律進行約束，上海的接收才比較順利和穩當，這不僅在后來有《霓虹燈下的哨兵》之類的故事，也使得許多動搖和徘徊中的前政權人士、資本家、知識分子放心留了下來，接受中共的領導，參與到新中國的建設中來。

陳毅入城后，馬不停蹄地出席了上海各界人士的許多重要集會：6月2日，上海產業界座談會﹔5日，上海文化界座談會﹔9日，中央研究院紀念大會（會上，陳毅向各位科學家提出“多難興邦，同心同德”）﹔12日，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大會﹔15日，上海各界耆老名流座談會（陳毅稱之為“耆老策杖觀太平之集會”）﹔19日，中國技術協會﹔21日，為出席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的代表餞行。在此前后，他還出席了大學教授聯誼會的全體會議，又參加了醫務工作者會議等。他還十分關注上海眾多學者和專家的情況，努力幫助解決他們遇到的生活、學習或工作方面的問題。

以最大的誠意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人上海剛剛解放，周恩來就曾說：上海不僅在工業、商業方面佔了全國總量的一半，人文薈萃，文教事業上也是“半壁江山”。顯然，上海的情況對於穩定全國、對於中共工作中心的轉移，有著舉足輕重的示范作用。毛澤東說：“進入上海，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大難關。”

陳毅在上海樹立了“團結面越寬越好”的原則。他告訴文教接管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夏衍：要教育我們的干部與上海知識分子打交道，“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一定要禮賢下士﹔有事要親自登門，千萬不要一個電話打過去，叫人家到機關來談事。陳毅不惜說到這些細節，是他認為與知識分子相處要懂得一個基本的道理：“我們尊重他們，他們才會尊重我們。”

陳毅如此說，也如此做。上海剛剛解放，他就分別拜訪了宋慶齡、張元濟、顏惠慶、秉志、張瀾等著名人士以及許多工商業人士。對於工商業人士，陳毅認為這些人不去台灣，不去香港，不去美國，就表明他們都有愛國心，我們就應該用，有的還可以重用。不久，陳毅邀請胡厥文、榮毅仁、劉靖基、顏耀秋等百余名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陳毅肯定了他們建立民族工商業的奮斗精神，表示政府願與大家共同協商，實現並增加新的生產任務。陳毅一番坦率和誠意的講話，使與會者如釋重負。

數日后，榮毅仁、劉靖基兩人欲請陳毅等領導吃飯，有人擔心影響不好，怕被人說是模糊了階級界限，喪失了立場，會犯政治錯誤，因此不敢去。陳毅卻認為這是資本家的投石問路之舉。他解釋說：“吃飯可以做統戰工作嘛，怕犯錯誤，就等於把自己手腳捆起來，我才不干呢。”於是，他不但帶著劉曉、潘漢年等人赴宴，還叫夫人張茜和孩子同去。席間，他與主人拉家常、噓寒問暖，彼此進行了溝通，建立了感情，后來人們說陳毅是“有人情味的共產黨將軍”。

陳毅為了避免發生“野有遺賢”的現象，曾在“名單學”上大做文章。那是上海剛剛被接管之后，陳毅指示夏衍擬寫一個上海文化界座談會出席者的名單。夏衍為了保險，搞了一個范圍很廣的名單。陳毅與潘漢年一番商量，對名單又作了充分的研究和細致的增補。

事后，他對夏衍說：“這是我第一次與上海文化界見面，要講講黨的政策，讓大家安心工作，所以要記住團結面越寬越好。你們這些老上海要胸襟寬大，不要因為過去有過什麼思想上、感情上的糾葛而抱成見，過去他罵過你一句，你噓過他一聲，這都是過去的事了，千萬不要因為你們做了‘當權派’，就可以報一箭之仇。凡願意為新中國服務的一律要團結，社會上地位相同的人，請了這個不請那個，人家就會生氣。這就是古話說的‘一人向隅，舉座為之不歡’。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照顧到。”

在那次會議上，陳毅敞開心扉與上海文化界人士交心。他說：“我這個共產黨人，不是天生的，我也算是知識分子出身。我翻譯過波特萊爾的詩，寫過小說、詩文。我個人的改變就經歷了三個階段：開頭是地主出身，信孔夫子那一套﹔后來接受了新思想，改信了‘德先生、賽先生’，變成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最后從法國勤工儉學回來，經過矛盾、消沉、碰壁，才選擇了革命的道路，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這幾步我走得都不容易，有別人推動，也有環境的逼迫。”不是訓話，不是自得，而是促膝談心，上海文化界的名流遂對陳毅有了一番深刻的了解，也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當時，陳毅還對夏衍說：“有人把上海的接管概括為‘接、管、清、改’四個字，就是先接后管，然后再清理、改造。這個秩序一般來說是可以的，但在文化界，我看‘清’和‘改’特別要慎重，不要圖快，更不要性急，急了就會出毛病、誤大事。做統戰工作，特別是對知識分子，先要交朋友、談心，讓他們敢講真心話，不入耳之言也要聽，罵也不要緊，可怕的是他們有話不講，放在心裡，形成怨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