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辯証法認識知識分子
工作1954年，陳毅離開上海，赴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協助周恩來工作。此后，他在主持文教等工作中仍然堅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千方百計地調動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特別是在20世紀50年代末之后，隨著黨內階級斗爭范圍不斷擴大，在文教和知識分子問題上也不斷地出現了基於錯誤的估計導致的在政策方針上的人為的錯誤，此時陳毅的堅持顯得尤其難能可貴。
1955年，民盟有一個意見被反映到了中共中央。民盟一些人認為解放后執政黨對知識分子有“六不”的現象：所謂“估計不足，信任不夠，安排不妥，使用不當，待遇不公，幫助不夠”。應該說，這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存在著。1956年，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在講話中對知識分子有一個正確的分析和定性，即“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是陳毅協助周恩來起草的講話稿，其中包含著要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不斷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要大規模地擴大知識分子隊伍，並盡可能地迅速提高他們的業務水平等的想法，應該說這也是實事求是的思想和做法。
在此前后，陳毅在許多場合有過許多類似的表述，如他提出應該與科學家親密合作，而“目前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的主要障礙，不是科學家，而是行政干部，具體的領導干部。粗暴的態度，冗長的會議，驕傲自滿，以為天下都是老子打下來的，將科學‘抵掉’了”。他還說：“中央的指示，需要在學校裡、醫院裡來考驗。在懷仁堂，科學家是滿意的，但在醫院裡、科學院裡、大學裡就不然。有些科學家反對黨的領導，就是反對這些具體領導干部的領導，而不是反對黨中央和毛主席。所以關於貫徹中央指示方面，部長、校長、院長、黨委書記應該首先自我批評。”
陳毅的以上認識，是站在辯証法立場上的。他指出：“科學研究工作搞不起來，科學家本身固然有毛病，如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宗派情緒，自以為是，看不起人家，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不願合作等，但六年以來，經過政治運動學習，已有很大改變。我們一定要看到這一點。如抗美援朝，購買公債等，他們貢獻很大。科學專家的缺點（我們干部也有），不是，也不會是科學研究工作搞不起來的主要原因和障礙。要十二年趕上世界科學水平，非科學家不可。科學家的毛病不是主要的。無論哪一個科學家都願意研究。哪一個外科醫生不想看病、開刀，做些理論研究？哪一個科學專家不想看新的東西？不知道新的，怎能提高？跟我們也都要看新的消息、文件一樣，否則就無法進行工作。科學家的資產階級的思想方法、作風、生活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是有的，但六年來基本上已有所轉變。重點不要弄錯。問題不在科學家而在領導上。六年來資產階級分子改變了，我們也對他們寬大。資產階級分子已將資金獻出來，怎麼還能說他們‘五毒’？但我們對知識分子為什麼就不能寬大？中央指示，聽說你們已傳達到了五六遍，但還不夠，還是要講。因為問題主要在於具體的領導干部，愈到下面愈壞。”
陳毅還舉例說明：“西北大學一位研究麥種的教授，已工作了三十年，他反對米丘林學說，崇拜英美，這顯然是不對的。但不能強迫命令他。現在不相信，就等待他，一年不成，就二年。真理總是會被相信的。他還有一個毛病：他的實驗室不許別人進去。人家懷疑他在裡面到底在搞什麼名堂。於是，我們的干部將他調出去考察，而在他離開后，就將他的實驗室大門打開，把他搜集的麥種都搬出來，摻混在一起，撒了滿地。這個教授回來，大哭一場。這教授有不對的地方，應該把自己的工作公開宣傳，但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採取這種辦法。這倒是一個‘調虎離山’計。這是犯法，需要受法律制裁。我們不能用這些反科學的外行辦法，強不知以為知的辦法來對待科學研究工作。這些辦法如不糾正，科學就不能開展起來———就是障礙。”
廣州講話，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
1962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科學家座談會和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會議（史稱廣州會議） 是共和國歷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會議。周恩來在講話中再次強調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陳毅則發表了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講話。他們對知識分子的論斷對受到沖擊的廣大知識分子而言，是極大的安慰和鼓勵。陳毅堅持認為“科學家、知識分子是人民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的科學家，是人民的勞動者，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腦力勞動者。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勞動人民中間三個組成部分，他們是主人翁。不能夠經過了十三年的改造、考驗，還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戴在所有知識分子的頭上，因為那樣做不合乎實際情況嘛”。陳毅越說越激動，后來索性站了起來，揮舞著手臂大聲說：“你們是人民的科學家、社會主義的科學家、無產階級的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給你們行‘脫帽禮’！”說著，他向全場知識分子深深鞠了一躬，頓時全場掌聲雷動。
繼而，陳毅又說：“我勸所有做黨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在這方面要進行反省，要有自我批評。過去沒有從團結他們、體諒他們出發，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他又沉重地說：“我是心有所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這個作風不改，危險得很！我們必須改變這個嚴重的形勢！形勢很嚴重，也許這是我過分估計，嚴重到大家不寫文章，嚴重到大家不講話，嚴重到大家隻能講好，這不是好的兆頭，將來隻能養成一片頌揚之聲……危險得很呵！”陳毅大聲疾呼：“今天我黨團結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學家是我們的國寶！真正有幾個能替我們解決問題的人，一個抵幾百個！愚昧是個很大的敵人。愚昧———幾萬萬人沒有知識，沒有科學知識，也是很大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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