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話禮賢下士的陳毅

真正做到禮賢下士，用人唯賢

陳毅說：“上海的文藝界千富萬富，最珍貴的財富還是人才。”1949年5月30日晚，上海市政府在南京大戲院（今上海音樂廳）邀請京劇名演員梅蘭芳等演出，與此同時，組織越劇界的袁雪芬、范瑞娟等舉辦訓練班﹔收回解散上海交響樂團（其成員多為外籍人士） 的命令。隨即，陳毅在分別參加了工人、青年、民主黨派、工商實業界的各種集會之后，又於6月5日由市政府在八仙橋召開文教界座談會。會場上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在周谷城講話說“感謝解放軍打進上海，把我們解放了……”話還沒說完，陳毅立即接著說：“不是解放，是會師，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你們從裡面打出來，是我們共同會師。”

晚清及民國耆宿張元濟是中國出版史上的標志性人物。當時，這位商務印書館的原董事長癱瘓在床，陳毅聞訊前去探望，張元濟感動得熱淚盈眶。陳毅當上海市長時才49歲，而張元濟已是83歲高齡。以后每逢張元濟生日，陳毅必送蛋糕祝賀。不過，兩人的關系不僅僅是這樣的一種“客氣”的關系，真正的朋友是互相尊重和信任。

上海剛剛解放時，商務印書館幾近破產，經濟困難，工資也發不出，張元濟向陳毅提出向政府貸款20億元（指舊幣，與1955年發行的新幣比，新幣1元等於舊幣1萬元），陳毅原本可以劃撥貸款了事，但他認為幫忙要幫到點子上，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陳毅與張元濟仔細分析造成商務印書館困難的原因，研究改善經營之道的辦法。陳毅誠懇地說：“如果我說人民銀行沒有20個億，借不出來，那是騙你老前輩了。你這麼大年紀為了文化事業跑來，理應借給你，但是我想還是不借為好。20個億搞到商務印書館，一下子就花掉了，卻解決不了實際問題。聽說現在商務印書館那些編輯天天打扑克、唱歌、捅爐子、燒棗子吃，隻願搞學術叢書，不願搞通俗讀物，這樣不要說20個億，200個億也沒有用的。要你老先生到處借錢度日，我很感動，但也很生氣。我不能借，借了是害了你們。”張元濟聽了之后茅塞頓開，他心悅誠服，回去就與書店同人商量如何搞好經營。后來，商務印書館挺過難關，繼續在出版事業上大發展。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進入高潮后，上海的工商業私人企業全部接受了公私合營，這其中榮毅仁起了很好的帶頭作用。1957年1月初，上海市召開二屆人大一次會議，當時已調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毅專程從北京趕回上海，原因是毛澤東交給他一項特殊任務，即“要我和上海的同志們商量一下，請投榮毅仁一票，把他選上副市長”。江南榮氏家族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為新中國恢復和發展經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國內外都有很大的影響。顯然，在共和國領袖看來，接下來如何把合營企業搞好還有大量工作要做，這需要上海率先創造經驗，而從榮家推選出代表人物參與政府的領導也就十分有必要了。

陳毅和榮毅仁是相交至好的朋友，於是，他對大家詼諧地說：“實不相瞞，他已經是我的要好的朋友之一。我要以共產黨員的身份為這位紅色資本家競選。因為他確實既愛國又有本領，堪當重任，而且憑著他的特殊身份，在國內外資產階級中還能夠發揮我陳毅起不到的作用哩。”表決結果，榮毅仁當選為上海市副市長。陳毅又語重心長地說：“同志們，越是勝利的時候，越要想到統一戰線，這可是我們黨最寶貴的經驗啊！中國的革命離開共產黨領導不行，由共產黨包攬一切也不行，這個辯証關系一定要懂，千萬要重視啊！”

1953年6月，周恩來倡導在各地成立文史研究館，以“敬老崇文”，妥善安排“文、貧、老”的知識分子，使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老有所樂。在上海，這項工作由陳毅主持。當初，上海文史研究館人員加上參事室人員，不過30多人，陳毅認為太少，要在30人后面再加個零，也就是300人。不過入選人員竟遲遲難以落實，原因是統戰部門把握尺度過嚴，最終激怒了陳毅。他說：“你們這些人連蔣介石都不如，蔣介石還把段祺瑞一家養起來呢！怎麼會沒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遺老遺少、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多的是，每人每月給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費，我們養得起。每月組織他們學習兩次，接受你的教育，有什麼不劃算？我看這樣做有個最大的好處———可以減少一些反革命！”於是順利敲定了入選人員。到“文革”爆發之前，除去世者外，還有329人，其平均年齡在70歲以上。可謂名士風流，濟濟一堂。

除了文史館、參事室，上海的文化坐標還有博物館、圖書館，以及文物保管委員會等，這些地方擁有大批的專家學者和文博人才。對他們的關心和使用，也體現出了執政黨敬老崇文、弘揚民族文化的理念。上海人文之盛，在陳毅主政期間可謂壯觀。如1950年7月24日，上海市文化藝術工作者第一屆代表大會召開，陳毅為之題寫了《共同綱領》的第45條：“提倡文學藝術為人民服務，啟發人民的政治覺悟，鼓勵人民的勞動熱情，獎勵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發展人民的戲劇電影事業，獻給上海市文代大會。”隨即，他指示市委宣傳部和組織部認真研究和安排代表的名單，結果八個界別共有547人。這可以說是上海文化藝術界一次空前的盛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