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始終裝著群眾的彭德懷

“你們就是叫我脫離群眾！你們說，是不是把群眾趕跑了？”

彭德懷原本沒有逛名山大川的習慣，因為他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了國家和群眾的事情上。休閑游覽隻有一次例外。那是1956 年夏的一天上午，他經不住警衛員景希珍的攛掇，才同意去游人如織的北海公園轉一轉。於是，景希珍立即按規定把首長下午要去北海公園的事報告了警衛部門。傍晚，當汽車駛到離公園還有一條街的地方時，穿著便衣的彭德懷就讓車停下，然后他和警衛員步行朝公園走去。到門口一看，隻見一塊大牌子上寫著“休息”兩個字，幾個干部和公安人員早已等在那兒，把彭德懷迎了進去。彭德懷剛走了幾步就停下來，質問景希珍：“你搞的什麼鬼？”

景希珍這才隱隱約約有了察覺，因為偌大的公園裡看不到幾個人，而這正是自己給警衛部門的那個報告引起的后果？但他還想辯解：“牌子上寫的不是休息嗎？”彭德懷反駁說：“休息，休息為什麼叫我們進來？”

彭德懷不僅沖著警衛員，也沖著跟在身后的公安人員說：“你們就是叫我脫離群眾！你們說，是不是把群眾趕跑了？”當幾個公安人員說明他們是奉了上級指示才閉園接待首長的情況時，彭德懷怒氣更甚：“為什麼要這樣？我們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這麼大一個公園，我們來了，別人就不能來？這種規矩，以后在我們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裡決不能有！”他憤而轉身走出公園。在路上，他還狠狠地瞪了景希珍一眼：“我以后再不逛公園了，免得老百姓背后罵我的娘！”

“不搬了。這裡房子多，應當給家口多的同志住。”

1953 年，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后彭德懷從朝鮮回國，住進了中南海永福堂。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經濟建設迅速發展，國內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氣象。但在一部分干部中，也出現了鋪張浪費、追求名利和貪圖享受的不良傾向。對此，彭德懷很有看法，並首先對身邊工作人員和家屬敲起了警鐘，提請全黨“要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

永福堂是個小四合院，又窄又舊，前面歸另一家居住，東、西兩廂除了正上中學而和彭德懷一塊兒住的侄女住一小間外，其他的都是公用。所以他的住處擁擠不堪，他的一間屋子是辦公、會客兩用﹔飯廳中間擺了一張桌子，圍坐著吃飯時，四周就不能走動了。其他侄兒侄女們來了后沒地方住，隻好搭地鋪睡。那時北京住房還不像現在這樣緊，管房子的部門看到彭德懷的情況，就在什剎海附近另找了一個大院子的住處，房子兩層樓，比較寬敞。秘書說：“這院子適合辦公，離浦安修同志上班的北師大也近些。”彭德懷看了院子卻不說話了。侄女問他：“搬不搬？”彭德懷反問了一句：“你想搬呀？”侄女回答：“當然啦，永福堂那個地方多擠呀。特別是我房后那個衛生間，大家共用，我是女孩子，多不方便。”

彭德懷聽后，毫不猶豫地說：“不搬了。這裡房子多，應當給家口多的同志住。咱們家沒有多少人，不用住這麼寬。再說，住在中南海裡面，門口有個站崗的就夠了。搬到這裡，又要搞個警衛班，那不是增加國家負擔嗎？”當時，彭德懷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可謂名高位重。可是他從來沒有利用職權牟取過任何私利，從來不允許家屬利用他的名位與職權搞絲毫特殊化，他的心裡始終裝著的是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到公私分明。

彭德懷的侄女上學后一直享受供給制待遇，1954 年，國家和軍隊干部實行薪金制，干部子女上學改由家庭負擔。由於她是烈士的女兒，學校按規定繼續供給，並為此寫了信讓她帶回家。侄女十分高興，一回家就把信交給伯伯彭德懷說：“今后還是國家供我上學。”誰知彭德懷一聽就說：“不，你上學我應該管。”說著拿起鉛筆就在信頭寫道：“不要國家供給，由我負擔。”

隨即，彭德懷叫侄女把簽署了他的意見的信交給學校。從此，他用自己的薪金供侄女上學，一直到她上大學。

“丟了全國總人口80%的農民，就丟了為人民服務的根本。”

1958 年和1961 年，彭德懷曾兩次回到湖南，在湘潭、平江等地進行調查研究。他全心全意關心群眾疾苦、情系民情的一言一行，給當地農民及黨員干部留下深深的印象。

1958 年12 月，彭德懷第一次回到湖南湘潭家鄉調查。在省委書記周小舟陪同下先后到烏石、韶山、平江等地深入調研。在參觀平江縣工農業生產展覽館時，他吃驚地發現有兩個數字竟然是顛倒著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糧食高產數字，公布為1958 年的產量﹔而把1958 年較低的數字，說成是1957 年的產量。彭德懷后來憶及此事還感嘆地說：“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在全省一處接一處馬不停蹄地調研期間，他白天走訪，晚上座談，親眼看到了農村的現狀，取得了第一手材料。他深感小高爐煉鐵代價太大，不是發展方向。在敬老院裡看到老人吃瓜菜，冬天睡篾席，蓋破被，他忍不住說：“這是什麼幸福院，有名無實！”那裡的學校規定學生必須住校，但學生的口糧不夠吃。他對陪同的省委負責人說：“學生的口糧少，生活差，還是放到家裡由父母照顧好一些，不然，這樣下去，會把小孩子的身體都弄壞的。”

回京后，他如實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反映了問題。在1959 年的廬山會議上，他先后7 次在小組會上發言，反映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並於7 月14 日給毛澤東寫去一封信，在會上產生巨大影響。

針對中國面臨著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毛澤東深思究因后在1961 年1 月向全黨發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此后，毛澤東不僅身體力行，率先垂范，而且還積極推動和領導全黨進行調查研究，使1961 年真正成為“調查研究年”、“實事求是年”。6 月15 日，中共中央下發“農業六十條”，糾正一些過“左”政策，進一步解決平調問題和公社規模偏大等問題，取消公共食堂。被罷職后的彭德懷得悉后十分高興，認為這對轉變干部作風、糾正實際工作中“左”的錯誤、貫徹落實黨的“八字方針”都有重要意義。他坐不住了，想到農村做些調研，他說：“吃了人民的飯，就要為人民做事，為人民說話。”他馬上提筆向毛澤東寫信請求批示。

隨即，經毛澤東批准，1961 年嚴冬，63 歲的彭德懷又一次回到湖南湘潭老家進行農村調查。12 月13 日黃昏，風雪交加，寒氣襲人。彭德懷在湘潭錳礦招待所走廊中神情凝重地四處瞭望著、沉思著。隨后他把當地派給當向導的《湘潭日報》記者戴鼎叫來，仔細詢問了解起基層情況來。

其中，談及當時有失偏頗的一些做法和效果時，彭德懷滿含憂慮、極有針對性地剖析說：“群眾最通情達理，我們解放才10 來年，吃飯、穿衣、辦事都要首先想到農民，丟了佔全國總人口80％的農民，就丟了為人民服務的根本。瞎指揮、盲目冒進，建不成大業。要不是黨中央、毛主席糾正得及時，損失會更大。”12 月14 日，彭德懷去鶴嶺大隊調查。聽取大隊黨支部書記周桂華和大隊秘書、民兵營長等匯報以后，請他們把全大隊從1956 年至1959 年4 年間的變化情況，包括人口、糧食生產、農林牧副漁業收入、群眾生活和疾病等情況逐年加以對比，從中找出發展生產中所存在的問題，讓大家保持清醒的頭腦。周桂華談到“五風”問題時說：“我們全大隊有367 戶人家，生活困難，沒有飯吃，有水腫病的佔全大隊總戶數的30％。大煉鋼鐵時，全大隊拆屋2000 多間，佔總數的37.7％，我家5 棟屋全部被拆掉。”彭德懷詼諧地說：“那是你共產黨員帶的頭嘛！”大家都笑了。隨后，彭德懷語重心長地說：“毛主席經常講要‘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們一定要牢記啊。”

彭德懷一路匆匆，深入農戶問寒問暖，看完這戶又走那家，認真調查民情。低調朴素、平易近人的彭德懷對未能認出彭元帥而連連道歉的老鄉和藹地說：“彭元帥進了鄉，不也是和大家一樣嗎？普通一人嘛！”

彭德懷這次回鄉調研歷時50 多天。他每天冒著酷寒往返跋涉十五六公裡山路，深入鄉村、農家走訪，調查座談、接待鄉村干部及農民2000 多人，白天接待來訪群眾，外出調查研究，並參加生產勞動﹔晚上坐在油燈前，親手寫了4份農村調查材料。除了分發省、地、縣委以及有關區委或公社外，並將一整套材料交中央辦公廳轉呈毛澤東。這些材料為黨和國家制定農村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參考。彭德懷根據此次回鄉的調查情況，對湘潭的工作特別是對農民群眾的生活、生產作了具體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