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復
張勵凡想過千萬種可能，她沒想到侯文理早在1958年就已被殺害。
1952年，侯文理混入保密局搜集情報。后因被人發現舉報逮捕，自1954年開始，經過4年審判，1958年7月8日，侯文理最終被國民黨以叛亂犯的罪名處以死刑，時年42歲。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侯文理也沒說出自己地下黨的身份。“這樣的革命者難道不是烈士嗎？名字刻在紀念牆上了，還不是烈士嗎？為什麼我們走這條路就這麼難？”侯家人不解。
今年5月14日，西安市碑林區民政局綜合科一名工作人員回復此事稱，對侯希勇提交材料的事有印象，其材料並非區民政局退回，而是由市民政局直接退回到侯希勇本人手中。
“他這是涉台的，省裡沒資格審批，需要民政部來審批，需要由他的單位總參來提交申請。”該工作人員稱，區縣沒有申報權，但區民政局已經將侯希勇的申請打報告給市民政局，“從我們的角度來說他符合條件，但涉台需要部級來評烈。”
西安市民政局優撫安置處處長辛女士表示，侯文理的情況市民政局之前未遇到過，所以需要向省民政廳匯報情況，再看怎麼處理。辛女士稱，市民政局並未收到侯希勇的資料，“區民政局可能是對政策吃不准，只是把情況口頭上報了，市裡並沒有見到材料。”
辛女士稱，市裡需要跟侯希勇了解情況后，再按照程序審核資料，“這個事情我們一定會跟省廳匯報，處理好，如果在我們權限范圍內，烈士認定是沒問題的。”
5月15日，侯希勇按照辛女士的建議，將侯文理的申烈材料再次交給了街道辦。
義人
幫助侯媛媛一家找到侯文理骨灰的李坤龍，也是當時台灣這場政治事件的受害者。
李坤龍是台灣雲林人，其父1952年被國民黨當局殺害時，他僅4個月大。2005年起，在另一位受難者后人郭素貞的提議下，深知失去親人痛苦的李坤龍開始義務收集政治罹難者的檔案。為了能讓這些當年為了信仰和理想失去生命的年輕人遺靈重返家鄉，他做了大量收集工作，目前已整理出1300多案的檔案。
2010年7月21日，侯文理的木制骨灰盒在骨灰罐整理行動中被發現在納骨塔內。
近些年來，除了侯家，李坤龍也一直在幫助其他在台罹難者的大陸家屬，目前為止，他已幫助11名受難者家屬在台灣找到骨灰。
罹難者家屬中，讓李坤龍印象深刻的是劉光典的家屬。劉家姐弟三人帶著勺子，一人一個小絨布袋，每個人從骨灰罐中舀出一部分骨灰，將父親帶回北京，“看著就想流淚”。
在李坤龍印象裡，在其幫助找到的11名大陸受難者骨灰中，隻有李朋、汪聲、周一粟、劉光典和殷啟輝5人被大陸相關部門評為了烈士。
“派出的工作人員失去聯絡，就有兩種可能，一是叛變，二是犧牲。當時通訊斷絕，兩種可能無法得到証實，政治身份也就無法確定。”此時，槍決的照片和執行公文書（判決書）等資料是最直接的証明，但並非每個人都有。這成了申請烈士的最大障礙。
犧牲的台籍地下黨則更難獲得烈士身份。李坤龍所掌握的台籍遇難地下黨人員中，隻有張志忠一人被評為共產黨烈士。當時兩岸通訊斷絕，台灣的地下黨組織來不及將黨員名單送回大陸，認定很難找到依據。
李坤龍說，目前協會發現的大陸受難者中，隻有極少數人的骨灰被家屬找到接回。這也說明，這些人大部分沒有獲得烈士身份。
在這一方面，侯希勇一家覺得自己是幸運兒，雖然搜集申烈資料困難，但最終還是找到了。“父親生前在大陸的工作情況我們不了解，到台灣后的工作更不清楚。”侯希勇說，他們幸運地得到父親生前戰友和李坤龍的幫忙，“當時的保密工作要求上封老，下封妻兒，很多后人估計都不知道父輩在台灣犧牲了，更別說找回骨灰，替他們追認烈士了。”
李坤龍認為，對於“白色恐怖”期間因政治問題而引發的案件，有必要保存資料，加以厘清，以作為歷史殷鑒。
如今，李坤龍接觸的被槍決者的第二代，都有著“這筆仇恨常在我心”的心態，理念一致，“六十年前苦酒一杯，國民黨喝不下去，六十年后杯酒更苦，我們還是要國民黨喝下去。”
大約從1994年起，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和處理協會開始組織秋祭活動，地點位於當年槍決死囚的馬場町。
李坤龍記得，最初每年祭奠的人數都不少，受難者家屬聚集在一起追思，人數最多的時候大約有500來人。
但近兩年來，參加秋祭的人數在逐年減少，“當年的受難者逐漸凋零，受難者二代、三代都不願意參加，記得歷史的人越來越少了。”（記者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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