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的發展演變及內涵要求

二、提出新型城鎮化理念的現實背景

深入分析提出新型城鎮化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城鎮化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進一步凸顯。

近年來，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世界經濟持續低迷，貿易保護主義明顯抬頭，發達經濟體推行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使新興經濟體面臨又一次被“剪羊毛”的風險，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沖擊。從國內情況看，我國經濟已進入由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的提升期，在外需不振的情況下，擴大內需就成為重要的戰略基點。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無疑是一個重要選擇。

我國的城鎮化規模史無前例，蘊藏著巨大的內需潛力。城鎮化推進過程中伴隨著大量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必然帶來大量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同時也有利於改善城鄉結構和國民收入結構，有利於第三產業和新產業的發展和成長。正如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所指出的那樣：“城鎮化與工業化一道，是現代化的兩大引擎。”“城鎮化目標正確、方向對頭，走出一條新路，將有利於釋放內需巨大潛力，有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利於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有利於促進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經濟和生態環境也將從中受益。”(《人民日報》2013年 12月 15日。)

事實上，2008年以來，在應對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的歷程中，城鎮化成為我國擴大內需、調整結構、轉變方式的戰略重點和重要依托，成為我國保持經濟平穩發展的強大內在動力。當前我國城鎮化率超過 50%，但如按戶籍人口計算僅 35%左右，遠低於發達國家近 80%的平均水平。因此，中央強調：“差距就是潛力”，面向未來，“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是我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引擎”。(《人民日報》2012年 11月 21日。)

另一方面，我國城鎮化也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鎮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2年的 52.6%(1978年數據參見《城鎮化水平大幅提高》，《人民日報》2009年 9月 24日﹔2012年數據參見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 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人民日報》2013年 2月 23日。) ，城鎮人口由 1.72億增加到 7.12億，創造了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城鎮化奇跡。但毋庸諱言，在更高起點上深入推進城鎮化，我們不得不正視一些突出問題和矛盾。一是規模龐大的農民工階層，與城市居民構成了“城市二元結構”問題。有關統計表明，在城鎮打工的 2.6億的農民工中，真正在城市購房的還不足 1%，大約有 1.59億 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的農民工及其家屬是處於“半市民化”狀態。農民工中的大多數並沒有充分享受到城鎮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城市二元結構的出現，使得問題更加復雜。

二是人口過於向大城市集中，城市規劃和建設盲目向周邊擴延帶來“城市病”問題。城市建設“重面子輕裡子”、“重地上輕地下”、“重短期輕長期”問題突出。近年來，污染加劇、交通擁堵、房價高企等問題在一些城市日益突出，制約了城市化健康發展，成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之一。

三是大量的農民工進城造成農村“空心村”和土地撂荒問題。隨著城鎮化進程加速，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長期在城裡居住。很多農民工已經無法適應農村的生活。部分村庄隻有一些老人、婦女和小孩留守，農地耕種減少，甚至造成土地大量閑置。

還有諸如土地佔用過多、利用粗放，“土地城鎮化”快於“人口城鎮化”的問題﹔“大拆大建”、“千城一面”，破壞城市文化和歷史的問題，等等。

黨中央在制定“十二五”規劃期間，就已經注意到以上問題。2009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和 2010年 2月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都強調要“提升城鎮化發展質量和水平”(《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58頁。)。新世紀以來的十年間，我國城鎮化率從 36.1%提高到 47.5% (參見《人民日報》2011年 3月 16日。)，年均提高 1.14個百分點。在2010年全國“兩會”期間，一些代表委員建議維持這樣的增速，這樣到“十二五”末城鎮化率能提高到55.5%。但是，2011年 3月通過的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最終將城鎮化率定為五年提高 4個百分點，即到 2015年達到 51.5%左右。 (參見《人民日報》2011年 3月 17日。)而實際上，我們在2011年底就已經達到 51.27% (參見《人民日報》2012年 1月 30日。)。這表明，我們在“十二五”期間城鎮化率達到預期水平的基礎上，關鍵要進一步提高城鎮化的質量，提高城鎮化的科學發展水平。因此，2012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圍繞提高城鎮化質量，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積極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 參見《人民日報》2012年 12月 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