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可能大的一塊
1900年春夏之交，義和團運動在山東、山西、直隸和東北地區蔓延開來，並得到了清廷的支持。由此引發八國聯軍從天津大沽登陸，一路攻入北京。
八國聯軍之中有沙俄一部，但只是他們入侵中國的一小支部隊。真正的俄軍主力，是遠遠超過八國聯軍總數的十五萬人。義和團運動剛剛在東北興起，沙俄便看到了機會，其陸軍大臣說：“這將給我們一個佔據滿洲的借口。”“中國在衰亡、崩潰，俄國應當利用這一時機，攫取盡可能大的一塊。”
這“盡可能大的一塊”，就是整個中國東北。十五萬俄軍打著鎮壓義和團、保護東清鐵路的旗號，兵分七路，席卷而來。當時，清政府在東北的駐軍滿打滿算不過九萬人，根本不是俄軍對手。當年10月6日，沙俄軍隊會師鐵嶺，佔領東北全境。
即便是在掀起瓜分中國狂潮的時候，列強往往也要為自己的殖民侵略找個漂亮的理由。沙俄要修筑東清鐵路，打著和清政府共同防御日本的幌子。1897年12月，沙俄艦隊開進大連灣，強租旅順，給清政府的解釋是共同協防一個月前佔領了青島的德國。這樣的偽飾當然只是空頭支票，但清政府一來無力抗拒，二來又看到了“以夷制夷”的空間，都應承了下來，還答應東清鐵路開辟一條支線連接旅順。由此形成了東清鐵路的“丁”字形結構。
而這一次的入侵，沙俄連空頭支票都沒開。他們俘虜了盛京將軍增祺，強迫他在《奉天交地暫且章程》上簽字畫押，規定遣散華兵，交出軍火，拆毀炮台，俄國駐軍監管奉天行政等內容，完全是赤裸裸的侵略了。
不過，沙俄還是想給清政府一點兒“甜頭”，他們搶先承認流亡西安的慈禧集團的合法性，接受其議和要求，接納李鴻章為議和代表，甚至第一個向列強倡議從華北撤軍。沙俄以為這一打一拉，就會換取清政府承認其對東北的佔領。
后來的歷史表明，沙俄這一次錯估了清政府委曲求全的底線。
喻大華說，對清朝統治者來說，放棄東北是一個足以危及其政權存續的嚴重事件。東北是中原屏藩、京津門戶，東北一失，國家安全無從談起。更為重要的是，東北是“發祥之地，陪都在焉，列聖陵寢在焉，萬萬無不收復之理。”
1901年1月1日，清政府任命楊儒為全權大臣，與沙俄商辦交收東三省事宜。
楊儒是晚清外交使節中為數不多的“硬骨頭”，往返沙俄談判十余次，在威逼利誘之下不為所動。俄方不放棄霸佔東北的根本立場，楊儒就不簽字。直到1902年1月，楊儒在彼得堡病逝，雙方談判也沒有進展。
隨著1901年9月《辛丑條約》的簽訂，獲得了巨額賠款的列強陸續撤退侵略軍。沙俄已經喪失了賴在東北的理由。在列強的壓力下，1902年4月8日，沙俄與清政府簽訂了《交收東三省條約》，規定俄軍在一年半內分三期從東北撤軍。
然而，沙俄根本沒有履行條約的誠意，反而利用條約的盲點，大舉增加旅順海軍力量。到1903年4月18日，俄國不但停止撤軍，還節外生枝地向清政府提出了“列強勢力不得進入滿洲，俄國參與北滿行政管理”等七項撤軍新條件。
沙俄的“新七條”沒等到清政府答復，就先招來了列強的一致譴責。他們當然不是在為中國打抱不平，而是不能容忍沙俄獨佔東北“吃獨食”。
沙俄開給清政府的“新七條”本是雙方密談的內容，怎麼會一下子舉世皆知？晚清著名的“沈藎案”常常被用來解釋這次泄密事件。
章士釗曾撰文記錄“沈藎案”始末。沈藎的身份是“天津某報館訪事”，獲悉清政府將與沙俄簽訂賣國密約，於是設法搞到了“新七條”的內容，公之於眾。一時輿論大嘩。清政府內外交困，惱羞成怒，慈禧親自下詔將沈藎“杖斃”。
沈藎之死極為慘烈。刑部“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諳習。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飛裂，猶未至死”，“骨已如粉，未出一聲。及至打畢，堂司以為斃矣。不意沈於階下發聲曰：‘何以還不死，速用繩絞我’”。最后沈藎被用繩索勒死。
因為公開“新七條”而招致殺身之禍，沈藎也常被稱作“中國第一位殉職的記者”。但是，清史研究者多對“沈藎案”有不同看法。著名清史專家彭平一、嚴宏昌都曾撰文質疑沈藎泄露密約之說。歷史學者考証的結果是，沈藎早年從事反清革命活動，一直被通緝。而他被殘殺是因為被人告發說准備伺機刺殺慈禧。
沈藎泄露密約以至清廷簽約不成的說法，對照清政府始終拒絕沙俄撤軍條件的立場也無法說通。事實上，把“新七條”泄露出去的恰恰就是清政府。面對貪得無厭的沙俄，無力對抗的清政府再次祭出了“以夷制夷”的“法寶”。
當時清駐俄公使胡惟德在給清政府的電報中建議：“竊以七條俄利於密，若事至吃緊，恐不能不密告美、日友好等國，暗為牽制。”軍機大臣奕劻也致電駐日公使蔡鈞，請“日政府秘邀英、美政府相助。”
4月18日，沙俄駐華公使向清政府提交了“新七條”，第二天，這些內容就被清政府外務部官員泄露，而且目的性非常明確地泄露給了日本駐華外交官。當天夜裡，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匆忙拜訪奕劻，力勸中國拒絕俄國新條件。
隨后，“新七條”舉世皆知。沙俄犯了眾怒，千夫所指。一直垂涎同一片土地的日本反應最激烈，很快就對沙俄亮出了獠牙。
敵人的敵人
沙俄對中國東北的佔領，使兩國由同盟走向對立。隨著清政府堅決地拒絕了“新七條”，雙方談判已經破裂。按照常理，解決爭端的途徑就隻有戰爭了。但清政府根本沒有能力也沒有勇氣與沙俄一戰，隻能再一次使出“以夷制夷”的手腕，挑動列強、特別是日本對抗沙俄。
即便是清政府不把沙俄的“新七條”透露給日本，日本也不會對沙俄獨佔中國東北“坐視不管”。中國東北早就被他們視作盤中餐了。
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迅速壯大了實力，也確立了此后為禍亞洲的“大陸經略政策”，吞並中國、朝鮮等周邊大陸國家的對外擴張政策成了既定國策。
但是沙俄明顯比日本快了一步，先是主導“三國干涉還遼”，從日本嘴裡奪出了遼東半島，繼而出兵完成了對整個東北的實際佔領。
“三國干涉還遼”時，日本還沒有同俄國“單挑”的自信。日本立即加緊以沙俄為目標的擴軍備戰。甲午戰后，日本通過了一項陸海軍軍備計劃和鐵路建設計劃，憑借從中國豪奪來的巨額賠款，這項計劃到1900年至1901年時基本完成。日本要和沙俄掰掰手腕了。
1903年7月開始，在清政府的有意“撮合”下，東北問題談判的主角變成了沙俄和日本。但是他們談的不是把東北交還清政府，而是該由誰佔領東北。沙俄要求獨佔東北，限制日本在朝鮮的勢力，而日本則要求獨佔朝鮮，同時染指東北。雙方的矛盾根本不是談判能夠解決的。
誰都看得出日俄終有一戰，夾在中間的清政府調頭轉向，越來越向日本靠攏。
這個轉變實在讓人難以釋懷——中日甲午戰爭剛剛過去幾年，一敗涂地的清政府本該對日本最切齒痛恨，何以如此迅速地委身日本？
喻大華說：“這是清政府走投無路之下一個實用主義的選擇。”此時，沙俄已經佔據了東北四年，中國舉國上下對其恨之入骨，清政府拒俄卻又無力與之一戰，隻能轉向了與沙俄矛盾最突出的日本。“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句話，與“以夷制夷”的策略有著互通之處。
另有一點不能忽略的是，甲午戰爭之后，清朝官方和民間一方面產生了強烈的仇日情緒，另一方面也對日本的迅速壯大推崇備至，東渡留學成為熱潮。維新變法中，康有為甚至還提出過聘請伊藤博文來中國擔任首相。
甲午戰爭造成的短暫仇恨，在中國以驚人的速度消散，“師日”漸成主流。日本則在甲午之后逐漸改變了“脫亞入歐”的口號，代之以宣揚民族優越的“亞洲主義”，這在當時的清朝士大夫中頗有市場，對日親切感不斷上升。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起而向沙俄發難，自然是清政府迫切希望看到的局面。當然，沒有一個中國人相信日本是出於公義、沒有私心。
貴州巡撫李經羲曾上奏說：“俄勝勢必吞並，日勝無非索酬，兩害相形，則取其輕。與其畏俄而不許，何如親日而獲成。”這可以說是當時清朝朝野的普遍心態。
主張聯日拒俄的清廷要員不在少數，張之洞、盛宣懷、岑春煊、張人駿、端方等人都曾有過類似表章。張之洞甚至提出：“借助於日本以御之，以日本之將校，率我之兵，庶幾可與俄人一戰。”
有一個現象耐人尋味，主張聯日拒俄的多是身在南方的封疆大吏。
聯日拒俄的最直接結果是，一旦戰爭爆發，清政府就要與日本一起同沙俄開戰。戰場遠在東北，領兵打仗的也不會是南方的封疆大吏，他們的奏章盡可以慷慨激昂，卻不用為對俄開戰的結局負責。
喻大華認為，不能否認這些封疆大吏們的出發點是忠君愛國，但與沙俄開戰的結果遠不是清政府能夠預料和掌控的。
首先，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兩場戰爭，已經讓滿清喪失了勇氣，賠光了家底。《馬關條約》賠給日本兩億三千萬兩白銀，《辛丑條約》更甚，賠款四億五千萬兩，每個中國人一兩。以至於慈禧在詔書中都慨嘆：“現今庫儲一空如洗，無米何以為炊，何以為戰？良由創巨痛深之余，慎言戰事。”
其次，清朝和沙俄有上萬公裡的邊境線，一旦開戰，恐怕俄國不會把戰場限於東北，無論哪個方向，清軍都不是沙俄的對手。而如果戰爭最后的勝利者是沙俄，清政府將面對更無法收拾的局面。
聯日拒俄的奏章紛至沓來，民間的這種呼聲更高，清政府卻遲遲不予表態。
1903年11月25日，日本秘密向清政府通報了日俄交涉已無前途及日本的備戰情況。戰爭已經一觸即發。清政府的立場仍然舉棋不定。
這時，清廷中最大的實力派登場，主導了清政府在日俄戰爭中的立場。這個人就是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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