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戰爭期間，日本以北京為根據地，由青木宣純聯系在華浪人、特務及少量中國人，組織了“特別任務班”。其成員打扮成漢、蒙族人模樣，從北京出發，深入中國東北、俄國西伯利亞各地，擔負破壞交通、通訊、輜重等任務。
一名幸存的特別任務班第四班成員回憶，他們在執行破壞鐵嶺、昌圖鐵路任務時，得到了率軍防守中立區的直隸提督馬玉崑的幫助。馬玉崑為其提供了“大量的炸藥”，幾千兩白銀的活動經費，雙方還約定了暗號，以便特別任務班成員在遇到危急情況時能遁入清軍兵營獲得庇護。馬還承諾派遣軍官協助其招募馬賊等。當時，雙方對此均諱莫如深，一般東北官員也不知詳情，直到三十余年后，事過境遷，關東軍和偽滿洲國政府對此做了表彰和紀念，客觀上揭露了這一秘密。
清政府暗地裡對日本的支援，沙俄不可能完全沒有察覺。喻大華說，正是沙俄多次對清政府提出的交涉、抗議，讓他在研究這段歷史時注意到了清政府的真實立場。有意思的是，清政府對沙俄的答復，在多數情況下明顯是“裝糊涂”甚至耍賴。
1904年5月7日，俄軍指責“興京廳以南所扎之華隊隨同日人攻打俄人。”清政府自然極力否認，而且反詰：“興京廳以南駐扎之華隊，究系某縣所屬，是何地名，帶隊官是何姓名，所帶人數若干？”“須有確實憑証，不得以疑慮揣度之事，籠統言之。”
1904年12月28日，俄國公使向清政府外務部發出照會：“十一月十八日在太平嶺有日軍二百名並華人三百與俄軍攻擊，該華人編隊身穿號衣，上有中國團練第一、二、三之百人隊字樣，並在戰場留尸七具為証。”這個說法算得上言之鑿鑿，清政府指定奉天當局調查，結果干脆以“遍查寬甸境內，並無太平嶺地名”回復。
日俄戰爭期間，沙俄也沒有真正尊重過清政府的“中立”，本該受“中立”保障的東北人民生命財產不斷遭其荼毒。沙俄意見最大的招募華人助戰，其實也是他們的手段。比如后來成為“東北王”的張作霖，日俄戰爭開始時就是先投靠在沙俄一方，然后又轉投日本。
清政府沒有恪守“中立”，日俄也未尊重“中立”，三國兩方互相指責、警告，但又很默契地配合著，將清政府的“中立”戲演到戰爭結束。
命不由己
日俄戰爭持續了一年半之久，規模之大，傷亡之慘，均為歷史罕見。
俄國遭遇了一系列的慘敗，傷亡達14萬余人，太平洋艦隊、波羅的海艦隊幾被全殲。日本傾舉國之力為戰，陸軍13個師團全部投入戰場，戰爭中一度修改了征兵令，服役年齡延至37歲，動員能力已近極限。雖然勝利堪稱輝煌，卻也付出了陣亡8.44萬人、傷14.3萬人的慘烈代價。在返國后的祝捷會上，日軍指揮官乃木希典面對民眾，留下了一句沉重的名言：“吾乃殺乃兄乃父之乃木是也。”
1905年8月，在美國的調停下，均已精疲力竭的日俄開始和談。9月5日，雙方達成《朴茨茅斯條約》，日俄戰爭宣告結束。
在戰爭中宣布“中立”的清政府提出過參加談判的要求，卻被日俄拒之門外。
中國東北慘遭兵燹之災，2萬中國人死於戰火，財產損失折銀6900萬兩，卻連參加談判的資格都沒有換來，隻能坐等日俄將自己的軀體重新分割。
《朴茨茅斯條約》規定，中國的旅順、大連及其附近的領土領水的租借權，由俄國讓與日本，南滿鐵路(由長春寬城子到旅順)的一切權利，讓與日本。由於《條約》中說明，這些規定“須商請中國政府承諾”，1905年11月，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和駐華公使內田康哉即作為全權代表來華談判。
面對清政府時，日本要求的就不僅是《朴茨茅斯條約》當中的內容了。日本談判代表列出了十一條談判大綱，除了第六條是要求按照《朴茨茅斯條約》繼承俄國在南滿的權利外，其余條款均是獅子大開口，索取額外利益。
清政府的談判代表為慶親王奕劻、袁世凱和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大臣瞿鴻禨。慶親王以“年老事冗”為由，常因病缺席，瞿鴻禨不熟外交及國際局勢，中日間的談判實際由袁世凱與會辦東三省事宜大臣唐紹儀擔負主要責任。
經過一個多月的討價還價，清政府和日本最終簽訂了《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對這份條約的影響和袁世凱在談判中起到的作用，史學界有著爭論激烈的評判。
一些學者認為，《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是個不折不扣的賣國條約。《朴茨茅斯條約》沒有規定的一系列權益，被袁世凱拱手送給日本，如：在安東、沈陽、營口開辟日本“租界”，開辟長春、哈爾濱等十六處為通商商埠，開辦中日木殖公司，在鴨綠江右岸採伐木材，日本享有改良安奉鐵路及15年的鐵路經營權等等。
另一方則認為，中日雙方在《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中都有妥協，以袁世凱為首的中國代表為恢復行使我國在東北的主權，力所能及地抵制了日本掠奪新的政治要求。日本在《朴茨茅斯條約》之外增加的涉及中國主權的政治性要求全部被刪去，比如“中國政府非經日本國應允不得將東三省地土讓給別國或允其佔領”等。
據當時參與談判的曹汝霖回憶，中日談判結束后，日本全權代表小村即向他表達了不滿情緒：“此次我抱有絕大希望而來，故會議時竭力讓步，我以為袁宮保必有遠大見識眼光……不意袁宮保過於保守，會議時咬文嚼字，斤斤計較，徒費光陰，不從大處著想……”
無論今人怎樣評價《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和袁世凱，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朴茨茅斯條約》之外，日本又從中國的軀體上撕咬下更多的血肉。清政府未必感覺不到切膚之痛，但為了換取《朴茨茅斯條約》的執行，隻能割肉飼虎。
喻大華說，以得失大局衡量，清政府最看重的主權和領土在《朴茨茅斯條約》中得到確認，接受這份《條約》對清政府算是個差強人意的結果。“當然，即使再不滿意，清政府也沒別的選擇。”
而《朴茨茅斯條約》對中國主權和領土的確認只是名義上的，其實質的結果是從沙俄一家獨佔東北，變成日俄分而食之。日本的侵略鐵蹄自此踏上了中國大陸。在此后四十年中，它成了中國最凶狠、貪婪的侵略者。
日俄戰爭的大幕落下，這場戰爭對當事三國的影響卻遠遠沒有結束。
沙俄國內矛盾加劇，很快爆發了1905年革命，工人階級和布爾什維克登上歷史舞台。列寧曾說：沒有1905年的“總演習”，就不可能有1917年10月革命的勝利。
滿清統治者勉強保住了自己的“龍興之地”，卻沒能守住自己的封建王權，僅僅六年之后，王朝傾覆。
日本進入中國東北，大陸政策一步步實施，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從沙俄手中搶來的南滿鐵路，滋養了更大的野心。“柳條湖事件”“九一八事變”，這條鐵道線上事端頻起，遺禍無窮。（記者 董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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