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誕中立
1904年2月12日,清廷發布上諭:“現在日俄兩國失和用兵,朝廷軫念彼此均系友邦,應按局外中立之例辦理。”這份宣布“中立”立場的詔書發布時,日俄兩國已經在中國的土地上熱火朝天地打了四天了。
清政府的“中立”立場有些遲到,一大原因是日本在這次戰爭中使用了他們慣常的手法——不宣而戰的偷襲。
2月8日是東正教傳統的聖燭節,也是沙俄太平洋艦隊司令斯塔爾克中將妻子的生日。當日夜裡,日本海軍的魚雷在旅順港內炸響的時候,沙俄太平洋艦隊還在旅順城內舉行著歡慶晚宴。直到第二天天亮,斯塔爾克中將看到三艘遭到重創的主力戰艦,才知道戰爭開始了。
2月10日,日俄正式宣戰。又過了兩天,清政府才宣布“中立”。事實上,“中立”的決心也不好下。
喻大華說,清統治者不能不顧慮“中立”可能帶來的惡果:其一,作為東北主權的擁有者,不能保疆衛國,坐視本國土地陷於強鄰戰端,於理於法都說不過去,有損朝廷威信﹔其二,日俄戰局結果難料,怕給未來的戰勝者以棄置東北、自讓主權的口實。
在朝野上下一片“聯日拒俄”的聲音中,袁世凱倡導的“局外中立”很少有人附議,因而顯得有些另類,但他的身份決定了發言的分量。
李鴻章逝世之后,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同時兼攝通商事務大臣,儼然已成為清廷中最重要的權臣,在對外關系決策中本就是具有決定意義的角色。更關鍵的是,袁世凱當時正在編練北洋常備軍。如果清政府“聯日拒俄”,與沙俄開戰,所能仰賴的也隻有北洋軍。作為這支軍隊的實際控制人,袁世凱的主張決定著“聯日拒俄”能否執行。
袁世凱曾在朝鮮任職12年,期間朝鮮正是清、日、俄三國角力的焦點。袁世凱與日、俄打了多年交道,贏得了“非唯知兵,且諳外交”的名聲。他非常清楚三國的實力對比,絕不可能答應對沙俄開戰。
1903年12月22日和27日,袁世凱兩次致電外務部,表示“日俄果決裂,我應守局外中立。”“附俄則日以海軍擾我東南,附日則俄分陸軍擾我西北,不但中國立危,且恐牽動全球。日俄果決裂,我當守局外”。1904年1月19日,袁世凱“密陳遵照傳諭統籌布置防守情形折”,再次呈明“就我現在情勢而論,不得不謹守局外”,主張採取“局外中立”之策。同時,他把國際公法有關戰爭“中立”規定的內容,摘要翻譯上呈。
客觀地說,袁世凱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日俄戰爭的直接交戰方是這兩個國家,背后還有英、美、法、德等諸列強,戰局與世界列強的利益分配和政治格局休戚相關。在日俄雙方中,清政府如果公開倒向任何一方,都可能引發一系列變局,從而把中國推入更復雜危險的局面。唯有“中立”,才有可能抽身自保。
袁世凱摘譯的國際公法有關“中立”的內容,比如“中立國的領土不得侵犯”、“中立國的主權應予保証”等,顯然也是滿清統治者最迫切的希望。
其實,真正具有國際法意義的中立公約,直到1907年才被世界承認。此前的國際公法只是一些通行的原則。即便這樣,也讓清政府的“中立”顯得極為荒唐。
日俄戰爭是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牽涉中國利益的戰爭,“中立”的先天條件已然不具備了,歷史上找不到在這種情況下仍能中立的先例。即便清政府內部,也明確知道:“我中國雖不預於戰,而利害必與交戰國共之,誠屬創例”。
但就是這樣荒誕的“中立”立場,卻得到了列強的支持。
2月10日,日俄剛剛宣戰,美國公使就分別向清、日、俄三國聲明,要求交戰國尊重清政府的中立地位和行政完整。同一天,英、法、德、意四國駐華公使分別致電本國政府,建議各自政府表達與美國相同的意願。而這時,清政府還沒有宣布自己的立場。
列強不希望日俄戰爭超出中國東北的范圍,那樣會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在華利益,而且,一個穩定的清政府,更有利於他們在中國的殖民統治。
作為交戰方,沙俄自然對清政府的“中立”求之不得。日俄戰爭之前,沙俄並沒有把日本放在眼裡,輕蔑地稱日本“扔帽子就能打倒”。陸軍大臣庫羅帕特金最擔心的倒是中國的立場,“被逐塊瓜分的四億中國人顯然是要咬人的,而我們將首先被狠狠咬住”,“一旦開戰,我們就不得不進入一個完全不適於作為戰場的國家,中國人會幫助日本人。”當然,沙俄很快就為輕視日本付出了慘重代價。
相形之下,日本支持清政府的“中立”有些出人意料。而且在發動戰爭一個月前,日本就通過清駐日公使楊樞,傳達了希望清政府採取中立政策的信息。
在對抗沙俄的目的上,日本和清政府有著一致性,雙方在戰前又表現出了異常親近,應該要求中國助戰才合常理。事實上,日本一直沒有中斷尋求清政府的支持,它只是讓清政府做出“中立”的姿態。個中原因,既有英美施加的影響,也有現實的考慮。與沙俄之戰,日本已經動用了舉國之力,如果沙俄找到借口,從東北之外的區域進攻清朝,日軍無力應付。
2月15日,日本率先宣布尊重清朝“中立”。19日,沙俄也同樣表態,但不接受清政府劃定的熊岳城至安東縣界街一線以南“指定戰地”(大致為遼東半島東部),認為應擴展於整個東三省及蒙古東北部。日本隨即表示,“除俄國佔據地方外,尊重貴國之疆域”。言下之意,有沙俄軍隊的地方全在戰爭范圍內,自然也是東北全境。
清政府所謂的“中立”,其實誰都沒有遵守。
暗流涌動
袁世凱是清政府“局外中立”立場的倡導者,但這只是公開的姿態,背地裡行的是“聯日拒俄”之實。在日本國內出版的有關日俄戰爭的回憶錄中,袁世凱起到了突出的協助作用。
1903年11月,日本向清政府通報談判無望的同時,一個“日本老朋友”秘密前往天津,登門拜訪袁世凱。
此人名叫青木宣純,剛剛被日本政府派到北京擔任公使館武官。而在歷史上提及青木宣純的名字時,往往冠以“日本對華諜報工作鼻祖”之稱。他在中國先后生活了28年,是日軍中“第一代中國通”,北京官話、粵語說得足以亂真。著名的日本在華諜報組織“青木機關”就是他創辦的。
青木宣純早就培養了和袁世凱極為密切的關系。袁世凱小站練兵時,聘請了大量日本顧問、教官,對青木多有借重。后來出任山東巡撫,還把青木請去督練新軍。青木宣純被袁世凱稱為“唯一可靠的日本人”。
見到袁世凱,青木宣純直截了當地說:日俄開戰是無論如何都免不了的。戰爭上日本獨立作戰,而暗地裡無論如何不能不借助閣下的協助。
袁世凱答應得痛快:此事容易,大力支援吧。
青木宣純與袁世凱就諜報合作達成一致。袁世凱從部下挑選精干士官數十人,把他們送到青木手中,供其驅策。這些北洋軍官大多畢業於測繪學堂等軍事學校,工作頗有成效。其中就有后來成為直系軍閥頭目的吳佩孚。
吳佩孚原是北洋督練公所參謀處軍官,參加日軍的諜報活動后,幾次進出東北,工作深受好評,其間曾被俄軍俘獲,但拒不招供,被判死刑后跳車逃生,戰后晉升上尉軍銜,日軍授予其勛章。
同時,直隸總督府每天還將東北和蒙古的情報通過袁世凱的日本顧問坂西利八郎轉交天津駐屯軍司令部。日軍在山東煙台的情報工作也得到了袁世凱及其北洋軍的支持。
清政府中幫助日本的遠不止袁世凱一個。在“局外中立”的外交形象之下,“聯日拒俄”暗流涌動,一直未斷。日本表面上勸告清政府中立,但暗中拉攏,尋求清政府的協助。只是,這些背地裡的小動作見不得光,在正式的文件資料裡沒有任何記載。
大連圖書館的前身是日本的滿鐵圖書館,保存有不少日俄戰爭中日本老兵的回憶錄和訪談資料。零星記載的片段,足以拼湊出清日的暗箱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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