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至11月，錢敏同志帶部隊進入澄錫虞地區反清鄉后，他曾和我直接聯系了幾個月。
1942年5月，有個農民到我家送口信，說有個“先生”要我到安鎮南面的嵩山小學去。我未見書面東西，不知是何人﹔安鎮是日本人的重要據點，我對那裡的情況又不熟悉，不能貿然而去。為探聽虛實，就先派須士雄、程中民兩人去看個究竟。
他們到嵩山小學，一見是錢敏同志，非常高興，立即回來告訴了我。我就在第二天由須士雄陪同前去。錢敏同志是我的老上級，在“錫流”時他就是領導，現在是澄錫虞中心縣委書記。兩人見面，都感到非常親切和欣慰，在當時緊張而艱險的情勢下能夠相聚在一起可不容易啊！接著我們就談工作。首先他向我了解了嚴家橋周圍的情況，並要我談了對回家堅持地下工作的看法。我內心有些思想疙瘩，他教育鼓勵我要安下心來，特別闡明這是工作需要，是革命在新形勢下進行的新的斗爭形式，不能急躁。要堅持下去不暴露面目，站住腳跟就是勝利。
錢敏和他的愛人徐念初（化名徐燕）同志是以小學教師的身份隱蔽在嵩山進行黨的領導工作的。他們生活十分艱苦。小學是在一所破舊的祠堂裡，辦公室又作臥室。室內就放了一張木板床，一頂破蚊帳，身上缺少換洗衣服。最急需要的是要我給他們想法搞兩張“良民証”，以便取得在敵偽統治區進行活動的“合法”身份証明。
我當天從嵩山回家，就和父親（程雲路）商量，要盡快解決錢敏同志夫婦的燃眉之急。我父親一聽說他們的困難，就一口答應立即想辦法。因為我和桂姐都參加了新四軍，我們一家人都支持革命。當新四軍（“江抗”）第一次東進經過嚴家橋時，包厚昌同志、王新同志曾專程看望過我父親。新四軍第二次東進后，從1940年起，嚴家橋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當時是錫北嚴安區區公所所在地。那時，我家成了交通站，經常有新四軍同志來往，有的還住在我家。如李堅真、鄧仲銘、嚴永潔等同志都先后來過數次。李大姐在我家住了20多天。我父母待他們像家裡人一樣，很親熱。彭炎同志的兒子小炎也寄養在我家一年多時間。錢敏同志更是多次來我家，我父母待他似親人。他個子小，我母親喜歡他，叫他“矮小弟弟”。他喜歡攝影，有一架德國照相機於抗戰初期就交我家保存，直到解放后才交還給他。根據錢敏同志的困難和急需，我父親把原來為我二姐和二姐夫准備的兩張“良民証”拿去給錢敏夫婦先用。把他自己僅有的一件白香雲紗長衫送給錢敏，並特為徐念初新做了一件花布旗袍。這是我父親以實際行動支持革命，同時也體現出群眾對我新四軍同志的誠摯感情。我同士雄在自家店裡包了紅糖、棗子，帶著他們急需的東西，像走親戚那樣送去。
我老家原住在嚴家橋西街，與我叔叔一家同住一起，是一所石庫門老宅，比較進深，相當隱蔽。我堂兄當年曾在忠救軍的稅卡做事，過去他家裡經常有忠救軍人員來往，直到我新四軍第二次東進后才絕跡。但在1941年我軍北撤以后，他又不安分起來。不時借故罵人，耍流氓，還用槍威脅我父親，用大刀企圖行凶，鬧得我家不得安寧。如再繼續住在一起，就會嚴重影響我們的安全。為了防止發生意外，我家隻得從西街老屋搬出，租住進了北街梢一個遠親李聘玉家大宅的后造樓房內。
1942年初冬，嚴家橋除駐有偽警察局外，忠救軍乘我軍北撤而卷土重來，政治環境更加復雜。他們利用土匪頭子江北人阿二、阿三兄弟倆去警察局繳槍，擊斃了偽警察局長張一震，驚動了敵偽。日本侵略軍派了一個小隊進駐鎮上唐倉廳，偽警察局則從原來駐地同濟典當搬到北街李家大宅前造，就駐扎在我家的前面。鎮上面北街兩頭建起了巷門，設了崗哨，戒備森嚴，進出活動比較困難。
就在這敵偽頑活動頻繁，政治形勢急劇動蕩的嚴重白色恐怖環境中，錢敏同志因遭敵人追捕，冒著極大危險，突然到嚴家橋鎮來找我。他先到中市我父親開的瑞新布店，要在我家隱蔽下來。可是，要進我家必須走過黃石壩，通過李宅大門前的偽警察崗哨和前造的偽警察局。弄不好要出危險。怎麼辦呢？我母親自告奮勇，由她負責把錢敏同志帶回家中。她覺得平時進出李家大門同偽警人員經常攀談，關系拌熟了，混進去沒有問題。她先在街上買了一籃魚肉蔬菜，然后領著錢敏同志一起走。經過門崗，她就和偽警察打招呼，一邊說“外甥來了，買點菜待親眷”，一邊走，從容不迫地把錢敏帶進了偽警察局大門，讓他平安無事地住進了我家。這時，敵偽在外面查戶口亂抓人，我們卻在裡面安安穩穩地談形勢談工作。錢敏風趣地說：“想不到我們竟真正鑽到敵人心臟裡來了，這倒是一個很好的‘保險箱’！”
錢敏同志向我了解了情況，傳達了在新形勢下地下工作要採取的“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16字方針，並反復闡明它的意義。他特別要我學會做生意，求得“合法”身份來掩護自己。一定要反對任何急躁情緒，千萬不能暴露，以便安全地長期隱蔽下來。他給我布置了任務，還同士雄、中民一起談了時局、發展前途，並鼓勵和教育他們不斷進步。當時，我心裡對要自己做生意不怎麼想得通，認為這是中間剝削。我說：我們共產黨員怎麼去做生意？錢敏同志解釋說，這是為了革命工作，不能以中間剝削那樣認識，這是革命需要嘛！他還布置我們團結好周圍青年，廣交朋友，利用有利的社會關系推進工作，並要設法開展敵工工作，掌握敵情，爭取和瓦解敵人。
錢敏同志在我家秘密地住了好幾天，后有人前來接走，我們護送他安全地離開了嚴家橋。
錢敏同志走后，我的關系轉到上海點線工作委員會，直接歸點線工作委員會領導。我先后去過上海談工作，進行多次聯系。1944年9月，點線工作委員會從上海撤往蘇北，因我處環境惡劣，組織上缺乏適當人員前來我處聯系，但我們的工作仍然照常進行。
1942年冬，錢敏同志走后不久，我就和張毓珍同志（參加過蘇南干訓班，做過民運工作）一起在嚴家橋中市開了一爿文具店，以此作為職業掩護。可是由於資金不足，又無經商經驗，競爭不過人家，文具店隻開了一年多時間就關閉了。
在此期間，須士雄也以做生意作掩護，進行各種社會活動，調查和了解當地敵偽頑政治情況，搞好情報工作。程中民利用在嚴家橋小學教書的身份，在校內教唱進步歌曲，組織師生排練話劇《狂歡之夜》（根據蘇聯名著改編）和幾個短劇，利用文藝形式在青年中開展群眾工作，擴大我方影響，傳播革命思想。后來忠義救國軍包漢生、蘇子初等部隊經常來鎮上活動，我們基本停止了公開活動，進一步隱蔽下來。
1943年初夏，桂姐從金壇鄉下自醒中學來信，要我給他們送“良民証”去。我們就通過須益泰南貨店的學徒戴漢貽（后發展入黨）等人裝著有事去偽鎮公所，暗中拿到了“良民証”白片，托張匡盛銀樓店主張培生（外號小得靈，中民的大舅兄）用硬木仿制了“鋼印”蓋上。良民証仿制好后，由士雄送去。我們還曾多次仿造了一些“良民証”，供給其他同志使用，掩護他們留在敵佔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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