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平
在延安時的毛澤東、張聞天。
長期以來，毛澤東主持解決“陝北肅反”的說法廣為流傳和盛行，而張聞天在解決這件事情上發揮的作用卻被有意無意忽略和淡忘。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主持解決“陝北肅反”的說法受到質疑和挑戰。尤其是《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張聞天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以及其他資料的問世，對毛澤東初到陝北的基本事實有詳細的介紹，這為研究毛澤東和張聞天在處理“陝北肅反”問題上的貢獻創造了條件。筆者試就上述問題做一點考証和辨析。
毛澤東沒有主持解決“陝北肅反”問題
關於毛澤東主持解決“陝北肅反”的說法，講得最具體、最形象生動的是當時負責調查“陝北肅反”的紅軍保衛局局長王首道。他回憶說：“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紅軍完成了二萬五千裡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在吳起鎮和紅二十五軍勝利會師。正當毛主席緊張部署直羅鎮戰役的時候，陝甘邊區的干部和群眾向毛主席反映了一個嚴重的情況，一個多月前，劉志丹、習仲勛、馬文瑞等大批負責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殺害了。對此，廣大干部群眾無比義憤，希望毛主席、黨中央公道處理。毛主席仔細地傾聽了當地干部群眾的反映后，立即指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王首道還對毛澤東決策為劉志丹等“陝北肅反”的受害者平反的史實做了比較生動和詳細的記載：“直羅鎮戰役結束以后，毛主席來到了瓦窯堡，我們即將審查劉志丹‘案件’的情況向毛主席、黨中央作了匯報，毛主席、黨中央肯定了我們的看法，並指出：逮捕劉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瘋狂病’，應予立即釋放。同時，為嚴明黨紀，毛主席、黨中央對制造這起冤案的有關負責人作出了處理。對戴季英給予最后警告處分，並撤消了他的領導職務。”
在王首道的回憶中，領導解決“陝北肅反”的是“毛主席和黨中央”，隻字未提張聞天在解決“陝北肅反”問題上的作為。在后來的許多著作或研究文章中，由於王首道是直接參與處理過“陝北肅反”的重要當事人，又留下了到目前為止，公開出版的中共中央解決“陝北肅反”問題最詳細、最生動的文字材料，因此在論及這段歷史時，在史實依據方面大多援引這段論述。
但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毛澤東主持解決“陝北肅反”問題的觀點也開始隨之動搖。雖然毛澤東對“陝北肅反”問題也採取了積極干預的態度，但是當時解決“陝北肅反”的具體工作毛澤東則無暇顧及。在得知“陝北肅反”嚴峻形勢和劉志丹等被關押的情況后，毛澤東當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在得知“陝北肅反”的詳情后，毛澤東明確表態，積極制止了肅反的惡性發展。此后，中共中央直接介入“陝北肅反”問題，通過調查研究，最后頒布《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和《中共西北中央局黨務委員會關於戴季英、聶洪鈞二同志在陝甘區域肅反工作中所犯錯誤的決議》兩個文件，對“陝北肅反”進行了處理和解決。在此期間，毛澤東一直在前線主持打退國民黨對西北根據地第三次“圍剿”的軍事工作，沒有直接負責處理“陝北肅反”問題。毛澤東在參加下寺灣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后，根據會議決議11月4日率部南下，組織領導以直羅鎮戰役為中心的反國民黨“圍剿”的軍事作戰，一直在前方，直到12月13日才返回當時中共中央駐地瓦窯堡。關於處理“陝北肅反”問題，只是在“11月18日，在張村驛，毛澤東同周恩來、彭德懷致電張聞天、秦邦憲，請他們詳細考慮陝北蘇區肅反中的問題，指出：‘錯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實。’提出糾正肅反中的錯誤。”（《毛澤東年譜（1893-1949）》）這裡必須強調的是：從毛澤東給張聞天等的電文中可以看出，當時毛澤東雖然認為“陝北肅反”在執行中犯了擴大化的錯誤，造成了“錯捕”的“事實”，必須糾正，但是對於肅反本身是否正確，毛澤東並沒有明確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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