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權將軍在八路軍蘭州辦事處

“強調既要堅持我黨的政治立場，又要善於待人接物”

1937年底，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兼任了甘肅省主席。朱紹良接任后，謝覺哉、伍修權都與他多次接觸和交談過。他的態度顯然不如他的前任賀耀祖，上任后推行了許多反共、防共措施。他禁止發行進步書報，拘捕和監視進步人士，限制民眾運動，甚至公開宣稱他們的敵人有兩個：一個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一個就是共產黨。1938年4月，朱紹良的八戰區、省政府及省黨部等聯合組成的圖書審查委員會，公然宣布查禁了80多種圖書和近20種期刊，其中包括中共的《新華日報》、《抗戰》、《解放》等報刊。為此，謝覺哉和伍修權多次去找朱紹良和所謂圖書審查委員會的頭頭，嚴辭責問他們的無理行為，駁斥了他們說是“暫封待查，不是查禁”的狡辯，使他們無言以對。朱紹良對謝、伍二人避而不見。謝、伍又寫信給朱繼續據理力爭，並迅速將這一情況報告了中共中央。最終，周恩來直接致電朱紹良詢問此事，迫使他們對《新華日報》和《抗戰》等一批革命的、進步的報刊圖書解禁。

除了在自己統治區內推行種種反動措施之外，朱紹良等反共分子還不斷在解放區的邊界上挑起磨擦事件。由於這些事件大都是在軍隊之間發生的，也就由伍修權單獨出面去同國民黨打交道了。為了同那幫官僚政客們打交道，伍修權等也掌握並使用了當時流行的一套官場語言。例如：1939年3月，隴東慶陽合水區的國民黨區長，阻止八路軍的採購活動，並劫去八路軍採買員和前去救他的連長的武器，甚至公然向八路軍官兵開火伏擊，迫使八路軍活捉了他們的區長。為駁斥國民黨方面對八路軍的反誣，伍修權答復國民黨省政府的質詢，言辭中不無譏刺：“關於合水王區長被押一案……其真相為八路軍警備七團採買上士一名赴合水三區購買糧食，請求王區長協助，該區長不但不予協助，反罵八路軍是土匪，將上士繳械，連長聞訊趕來，又將連長繳械，因而營長帶一隊人來索取槍械，不料王區長竟指揮保安隊向其放槍，並投手榴彈數枚。在王區長想乘機逃走時，就被營長捉住了……”同年4月，在回答國民黨方面對八路軍的又一反誣時，伍修權直接致函朱紹良，言辭中又不無慢條斯理：“（朱）主席鈞鑒：昨接本軍后方留守處主任肖勁光急電稱：關於本軍在慶陽等處禁止友方設防空哨事，真相實非如此，因當時友方人員既無函件又不說明理由，后已准其設置防空哨矣。”

這類打官司的“文章”還有很多，可見當時斗爭情況和八路軍蘭州辦事處工作的一斑。誠如伍修權所說，“我們既要堅持自己的原則立場，又要掌握正確的方針策略，機智靈活地同對方進行尖銳的斗爭。”

八路軍蘭州辦事處在謝覺哉、伍修權等人領導下，除了對國民黨中的反共分子不斷進行著“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外，更大量的工作是對當時一些比較開明的人士作說服、爭取和教育工作。伍修權曾說過，“我們同國民黨方面的軍政人員和地方紳士進行了個人的接觸。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對他們闡明我黨的政策和主張，以團結一切擁護抗日的階層和個人。經過謝老和辦事處同志的努力，當時的國民黨新編第一軍軍長鄧寶珊先生就同我們建立了十分良好的關系。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保護過我們的同志，並將他的二女兒鄧友梅送去延安學習，參加了革命。”

應該承認，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的同志大都是從山溝裡出來的“土八路”，要他們習慣並學會做統戰工作有一個過程，伍修權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謝老和我曾根據中央的有關指示，包括張聞天同志的某些重要文章，對大家提出了一些工作原則與具體要求。強調既要堅持我黨的政治立場，又要善於待人接物，在方法上則要求靈活機動。我們有的小服務員，按照上級指示要熱情接待來訪的國民黨官方人士，主動為他們接挂衣帽。哪知在客人才進門，就一把搶過他頭上的帽子，使對方嚇了一跳，事后我們這個過分熱情的小鬼作了檢討。其實這不好怪他，因為他從來沒有受過這方面的禮節訓練，不過時間一長，大家也都學會這一套禮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