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振蘭
伍修權，祖籍湖北大冶，在陳潭秋、董必武引導下走上革命道路，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步兵學校學習過，擔任過瑞金紅軍學校（校長葉劍英）政治營教導員、軍委模范團政委、軍委直屬第三師政委、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副參謀長、八路軍蘭州辦事處處長、中央軍委作戰部副部長、東北軍區參謀長兼軍工部政委、中國外交部（周恩來兼任部長）副部長、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副部長、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鄧小平兼任總參謀長）、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常委等職，直接在葉劍英、彭德懷、周恩來、王稼祥、鄧小平等人領導下工作過，是我黨、我軍歷史上“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而主持八路軍蘭州辦事處工作，是他革命生涯中極其輝煌的一筆！
“不如將錯就錯，索性連名字也改了！”
1936年10月底，長征到達西北的紅四方面軍之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組成西路軍，執行奪取寧夏戰役計劃。1937年1月，由於敵眾我寡及地理、民情不熟，西路軍在甘肅河西走廊遭到馬步芳、馬步青等反動軍閥的重兵包圍聚殲，除少數人在李先念等帶領下突圍至新疆外，絕大多數人都因彈盡糧絕不幸犧牲或被俘失散。消息傳來，黨中央憂心如焚，周恩來當即就提出：利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機，在蘭州設立紅軍辦事處，以營救西路軍的被俘人員，收容其失散人員，特別是要查找一時不明下落的西路軍主要領導人。這年5月下旬，黨中央派出了張文彬、彭加倫等7人到蘭州籌建紅軍辦事處。國民黨政府迫於團結抗日的形勢，同意中共在蘭州南灘街54號前院設立一個半公開的機構，進行對外聯絡和營救西路軍人員的工作。當時，國民黨政府甘肅省主席是賀耀祖，他原來是北洋軍閥出身，橫行於湖南一帶。大革命時期，面對北伐戰爭的磅礡氣勢，賀耀祖惶惶不可終日，中共遂派謝覺哉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去做他的工作，爭取他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為他指出了一條明路。這年7月，日本全面侵華，全民族抗戰爆發，紅軍在蘭州的辦事處也更名為八路軍蘭州辦事處。這時，考慮到謝覺哉同賀耀祖有過這段交往，黨中央又特派謝覺哉奔赴蘭州，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代表身份，開展甘肅方面的統一戰線工作，爭取賀耀祖等國民黨的軍政人士團結抗日，並加強對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的領導。謝覺哉利用自己同賀耀祖的老關系，做了大量工作，對於抗戰形勢下如何開展民眾運動、革新政策和團結抗日，提出過許多重要建議。在謝老的耐心說服和積極影響下，賀耀祖也聽取和接受了一些意見，對當地的抗日活動多少有些促進。
中國全面抗戰開始以后，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黨和人民大力支援中國抗戰，派出志願航空隊來華，機場就設在蘭州。大批援華物資也由蘇聯經新疆運到蘭州，然后再分別運往各地。蘇聯共產黨也將蘭州作為他們與中共聯系的一個主要的聯絡站。為協調中蘇兩方的工作，蘇聯在蘭州設立了外交代表處和軍事代表處。這樣，蘭州便成了中國及中共對外聯系的一個重要樞紐。1938年2月，由於八路軍蘭州辦事處不斷同蘇聯駐蘭州的代表機構打交道，中央考慮到伍修權曾在蘇聯學習和工作多年，回國后又為李德當了一段時間的翻譯，對俄文比較熟練，便決定派他赴蘭州接替彭加倫，擔任八路軍蘭州辦事處處長，這一干就是3年多。
1938年春節，伍修權從延安來到了西安。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由正在西安主持統戰工作的林伯渠為他寫了一封信，將他介紹給當時在蘭州任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長官兼甘肅省主席的朱紹良，請朱對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的工作給予協助。林老為伍修權寫介紹信時，信筆將“伍”字誤寫為“吳”字。他一發現就要重寫，伍修權靈機一動：“算了吧！不如將錯就錯，索性連名字也改了！”於是，林老就用了幾個音近的字，將伍修權的名字改為“吳壽泉”。之后，伍修權在蘭州的幾年，對外活動時一直使用著“吳壽泉”的名字。1938年2月6日，伍修權到達蘭州，由謝老陪著拜訪了蘭州的國民黨軍政要人和各界知名人士，開始了一段新的戰斗生活。
當時，八路軍蘭州辦事處除謝老和伍修權以外，還有秘書、副官、譯電員、通信員和服務員、炊事員等，總共有十一二人。當時，謝老已經與女紅軍王定國結婚，不久又有了孩子﹔伍修權遂也將自己的愛人和孩子接來蘭州，與大家同住一院，倒也十分融洽熱鬧。
由於經常外出活動，伍修權不能老是穿著八路軍服裝，更因為要同國民黨上層人士打交道，穿著不宜太“寒磣”，就到估衣店買了一件舊的呢料大衣，買來后一穿才發現稍小，但無更多的錢重買合適的衣服，隻好將就著穿了。回憶往事，伍修權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因為扣不上扣子，隻得老是敞著懷，不知內情的人還以為我很‘瀟洒’，其實我是窮得不得已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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