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權將軍在八路軍蘭州辦事處

“我們那時一方面相當艱苦緊張，另一方面又十分團結愉快”

當時，八路軍蘭州辦事處對甘肅地下黨組織（中共甘肅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共甘肅工委）沒有直接的領導關系，卻又負有幫助和指導他們工作的責任。這樣，蘭州辦事處就成了指導甘肅地下黨組織活動的一處秘密堡壘：“中央對甘肅工委的指示，都通過辦事處向他們傳達﹔他們向中央的報告，也經由辦事處轉報延安。辦事處又通過上層及統戰關系，給一些地下黨員安排了公開職務，掩護他們的活動。”在伍修權支持下，“還在辦事處內為他們開辦了培訓干部的‘黨建訓練班’，對一些黨員和經過斗爭考驗的黨外積極分子進行馬列主義和黨的基本知識的教育。謝老和我都親自為他們講課”。

1941年1月，國民黨政府悍然發動“皖南事變”，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國民黨甘肅當局也加緊了反共活動，蘭州的形勢也緊張起來。八路軍蘭州辦事處受到嚴密的監視，門口有國民黨的警察和特務偽裝的修鞋攤，隔壁有密探開設的飯館，還有游動哨從房后的城牆上居高臨下地整日窺望著辦事處院內，伍修權一外出馬上就有特務眼蹤盯梢。伍修權為了甩掉“尾巴”，曾經同特務們開過一點小“玩笑”：常常一早就匆匆走出辦事處，引得特務馬上跟上來﹔他從南稍門一直走到黃河邊，可是隻到那裡鍛煉鍛煉身體，或者在大鐵橋上逛一逛，弄得特務們白跑一趟。“由於我每天如此，那些家伙毫無所獲，也就不每天跟了。我就利用這機會趕緊辦一些事，同地下工作的同志接接頭，或者去看望某些人，完了又若無其事地踱回辦事處。”

國民黨特務還編制了“甘肅奸偽分子調查表”、“共黨簡歷表”和“共黨詳歷表”等一系列黑名單，策劃進一步監視並搜捕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解放后，伍修權曾從一些歷史文物中看到幾份這樣的黑名單，發現他也被“榮幸”地列名其中：表中注明他的職務是“十八集團軍駐蘭辦事處主任”，活動規律是“常在閔家坊七號本宅開秘密會議”。對於這樣的黑名單，伍修權也感到好笑：“只是那些家伙的情報也不准確具體，有一份名單上竟將我的名字寫成‘吳壽全’，還將我的籍貫寫成‘安徽’。”

國民黨當局不僅對蘭州辦事處採取了一系列監視、封鎖和攻擊誣蔑，還在經濟生活上設關卡企圖逼走伍修權等人：“他們一度卡住我們辦事處的糧食、疏菜、煤以至水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又禁止周圍的群眾賣給我們，給我們造成了不小的困難，迫使我們有時不得不從西安運糧食來。”

誠如伍修權所說，“盡管我們蘭州辦事處仍然在努力堅持工作，但是整個形勢和處境已經對我們十分不利了”。1941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調伍修權回延安工作，蘭州辦事處的編制也隨之縮小，隻留下副官、譯電員和通信員等5個人，他們一直堅持到了1943年夏天———鑒於蘭州辦事處已經基本完成歷史任務，中共中央決定撤銷這一辦事處。

回到延安以后，在被分配新的工作以前，伍修權給中共中央寫了一份長達萬言的工作報告，“詳細匯報了我在蘭州辦事處工作期間所了解的甘肅敵、友、我等各方面的情況，總結了我們的工作經驗，對於這方面的工作及甘肅地下黨工作，也提出了一些意見和建議。至此，我在蘭州辦事處的工作就完全結束了”。

伍修權逝世后，《人民日報》在1997年11月21日的《伍修權同志生平》中，對於他主持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

抗日戰爭爆發后，1938年2月，伍修權同志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處長。在黨中央代表謝覺哉同志指導下，積極宣傳黨的政策，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不斷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和爭取了大批進步青年到延安和抗日前線，為革命輸送了一批批新生力量﹔積極營救和收容原西路軍被俘及失散人員，盡最大努力保存和送回了這批革命力量﹔利用其公開合法的身份，幫助指導黨的地下組織，培訓干部，發展黨員，擴大組織﹔作為溝通延安和蘇聯聯系的主要通道，接收和轉運了蘇聯援助的及西北地區支援的大量抗戰物資﹔接送了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等黨的主要領導和大批革命同志，使辦事處成為我黨在西北地區的一處“戰斗指揮所”和“革命接待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