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權將軍在八路軍蘭州辦事處

“負責來往於中蘇之間人員的接待和各種物資的轉運工作”

當時，蘇聯與中國（也是中共與蘇共）聯系的一條主要交通線，是由蘇聯的阿拉木圖經中國新疆烏魯木齊（當時叫迪化）到達蘭州。來去蘇聯的人員都得在蘭州停留，再轉乘蘇聯飛機和汽車分別出國或回內地。根據蘇聯政府與國民黨政府達成的協議，蘇聯負有物質援助中國抗戰的義務。一時間，大量蘇聯援華物資在蘭州集中，再轉運到各地。當時的蘭州是一處重要的國際聯絡站，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有重要地位。與蘇聯駐蘭州的外交代表處和軍事代表處聯系，通過他們溝通中共與蘇共的關系，傳遞中共黨的文件、情報和資料，負責來往於中蘇之間人員的接待和各種物資的轉運工作，也是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特別是伍修權的主要工作任務之一。

蘇方經常同八路軍蘭州辦事處打交道的，是軍事代表阿基莫夫中將。他算得上一個“中國通”：早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大革命時期，他就曾來華當過馮玉祥的軍事顧問。副代表是弗拉季米洛夫，他實際上主要搞情報工作。以后，他又作為塔斯社駐華記者（實際是共產國際的聯絡員）去了延安，還取了個中國名字叫孫平，並與一位中國女同志結了婚。“我們向他們可以進行公開接觸、直接聯系和辦理各項事務。”由於八路軍蘭州辦事處也是蘭州軍政各界的一個重要單位，蘇聯代表舉辦的各種友好活動特別是重大節日的招待宴會，照例要請伍修權等同各界的頭面人物一起去參加。由於伍修權有留學蘇聯的背景，雙方相處甚歡：“由於我們辦事處沒有電台，我們還曾利用他們的電台與我黨中央聯系。”

接待來去蘇聯或我國新疆的過往人員，是八路軍蘭州辦事處一項經常的任務。僅在伍修權任職期間，“接待過的領導同志就有周恩來、鄧穎超、王稼祥、任弼時、蔡暢、鄧發、陳郁、肖三、劉亞樓、李天佑、楊至誠、譚家述、孔原、馮鉉、常乾坤、王弼、朱德海、陳昌浩、王范五、博古的妻子劉群先等。”對於接待周恩來，伍修權終身難忘：“周恩來同志是1939年在延安騎馬跌傷，同鄧大姐一起去蘇聯治療，傷愈后又於1940年回國，來去都經由蘭州辦事處，是由我負責接送他們的。與他們同機赴蘇的還有后來的戲劇家孫維世同志，她就是那次出國后留在蘇聯學習戲劇導演的。……長征前后曾經同我共過事的原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隨周恩來等同志乘的飛機自延安來蘭州，經我與蘇聯代表處聯系后，又與周恩來等同志一起離華赴蘇，這是我同這位特殊人物的最后一次打交道。”

難得的是，伍修權還和國際共運著名人物打過交道：“我們辦事處還接待過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和日本共產黨主席岡野進（野坂參三）。胡志明從蘇聯經中國回國，先到蘭州，上面隻通知有位重要的同志，沒告訴我們真名字，隻讓我們好好接待他。我們給他開了小灶，以后又送他安全到達延安。解放后他來我國見到我時說起此事，我才想起確曾接待過他，可是我們當時不知道是他，因為他用了個假名字。”

在伍修權領導下，“辦事處接送從蘇聯回來的同志，曾採取了多種方式。通常是由蘇聯方面將這些同志經烏魯木齊用飛機或汽車送到蘭州，先隱蔽在蘇聯駐蘭州代表團住處，與我們辦事處取得聯系后，約定好時間，由他們用汽車將人送到辦事處大門口，然后迅速下車跑進辦事處，這就到了‘解放區’了。我們馬上把他們安置下來，然后給他們發八路軍的軍衣和符號，還給每人取一個假名字。根據各人的年齡和身份，每人安上個適當的軍銜和官職，最小的給個少尉，也有中尉、上尉，最高是少校，因為我自己當時挂的是個上校軍銜。”

八路軍蘭州辦事處還有一項很繁重的任務，就是接收並轉運來自蘇聯和新疆的各種物資。一提起這段往事，伍修權總是眉飛色舞：“當時蘇共曾經支援我們一部分物資和軍事裝備，還運來一部分馬列主義的中文書籍。這些物資通常是用汽車從蘇聯經新疆長途運來，有時隻經過蘭州，仍由原車運出蘭州送到解放區，我們辦事處隻要派人押運和領路就行了。新疆人民和愛國人士曾經支援了三萬件老羊皮大衣給邊區和八路軍，用駱駝隊長途運送到蘭州，我們設法先后雇了一百多輛板車，才將這批皮衣轉運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