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理論工作務虛會

會議討論的思想理論問題

1979年1月9日，剛擔任中宣部部長不久的胡耀邦主持召開中宣部部務會議，正式確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的議程。會議議程共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由中宣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邀請中央和北京理論宣傳單位160多人參加，各省市派來1位聯絡員，從1月18日開到3月16日。第二階段以中共中央名義召開，邀請各省市派人參加，擴大到400多人。后因情況發生變化，沒有開大會，中央理論宣傳單位原小組繼續討論，地方則以省市為單位進行討論，從3月28日開始到4月3日結束，會議前后歷時3個多月，算是一個長會了。

會議的討論主要在第一階段，胡耀邦在1月18日第一次全體大會上發表講話，明確提出會議的兩個目的：“第一，要總結理論宣傳戰線的基本經驗教訓。總結經驗，可以總結兩年，也可以總結十來年、三十年。建國三十年來，理論宣傳戰線有許多好的經驗，也有許多教訓，要把這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總結起來，把思想理論上的重大原則問題討論清楚，統一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來。第二，要研究全黨工作重心轉移之后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這兩個目的是互相聯系的。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也是為了向前看，把我們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論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胡耀邦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具體指導方針。

從1月19日開始，理論工作務虛會進入小組討論階段。各小組討論的內容十分廣泛，提出的理論問題非常多。據會議親歷者馬沛文統計，會議上關注過的大大小小的理論問題有64個。會議專門成立了簡報組，各組發言大多以簡報的形式印發給每一個參會者，前后共發簡報266期，散發的范圍比較廣，傳閱者很多。會議的影響也很大，引起了社會各界震動，主要討論五大問題。

第一個是分清思想路線是非問題。

會議是以真理標准為引言和主題的，所以會議一開始就對“兩個凡是”進行了集中批判。會議經歷者李洪林回憶說，“在這樣一場原則是非的辯論中對犯錯誤的人採取和風細雨、與人為善的態度進行批評”，這在新中國成立30年來是第一次。“所有的批評都是擺事實、講道理，真正的和風細雨，既沒有疾言厲色的斗爭，更沒有政治上的打擊和組織上的處分或清洗”。

堅持“兩個凡是”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會上作了發言，有的甚至做過多次檢討發言，不同程度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與會者對他們的發言進行了評論。

有一人曾誠懇地說：我是一個思想沒有解放的人，在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討論上犯了思想路線不端正的錯誤。我非常希望，通過這次會議，使自己受到教育，把自己從思想僵化的精神狀態裡解放出來，以便做好黨的理論宣傳工作。

有一人作自我批評說：我……沒有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篇文章的主題是正確的，反而武斷地說，這篇文章割裂了毛主席關於理論與實踐相互關系學說的完整性，提倡懷疑一切、不可知論和相對主義，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又說這篇文章的基本傾向是要檢驗和修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會引起思想混亂，會使讀者提出究竟是舉旗還是砍旗，會在國內國外引起很壞的反應﹔還說文章主要是批教條主義而不是修正主義，方向錯了。

還有一個人表示：我犯了思想路線的嚴重錯誤。在中央工作會議和這次會議上，同志們對我提出了許多批評，我表示熱烈的歡迎。我願意承認錯誤，決心改正錯誤。但是，現在我的精神狀態是不振作的，思想是混亂的。打破精神枷鎖，肅清康生的影響，真正做到解放思想，開動機器，端正思想路線，趕上時代的步伐，對我來說，因難比別的同志多。思想是長期形成的，要改變這種思想，也不是一時的事。我面臨著一個改造世界觀，趕上時代步伐的嚴重任務。

在這些發言中，他們都承認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評價說：“盡管與會者對有些同志的‘檢討發言’不滿意，甚至很不滿意，但有一點情況是重要的，就是他們都承認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這也就是說，明確了在這場大爭論中究竟誰是誰非這樣的大界限。這無疑是具有重要意義的。”“理論工作務虛會的與會者在批評‘兩個凡是’和上述幾位同志的錯誤時，都聯系到了汪東興，對他的嚴重錯誤進行了揭露和尖銳批評。有些同志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在真理標准問題討論中的錯誤，提出了批評。這些，對於分清是非，當然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個是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對於文化大革命，也應當歷史地、科學地、實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場大革命，主要是鑒於蘇聯變修，從反修防修出發的。至於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是必要的，但是不應匆忙地進行。這既不影響我們實事求是地解決歷史上的一切遺留問題，更不影響我們集中力量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一當前最偉大的歷史任務。”

從這個公報上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並不急於對“文化大革命”做出結論。但是僅僅過了不到兩個月，這個“禁區”就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被沖破了。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不僅主要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而且還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五一六通知》在會上遭到了眾人的猛烈批判。大家強烈要求實行“理論民主”，廢止文化專制主義。有的與會者說：“在學術理論工作中，要排除‘長官意志’、‘上級見解’、‘主席觀點’這一類的東西。”而有的與會者認為，在理論問題上，中央領導人的見解“隻能算是一家之言，並不具有任何法令的權威性，是可以批評，可以反對的”。特別是有的與會者對《五一六通知》做出剖析后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實踐已經充分証明，這個文件是根本錯誤的。根據這個文件搞的“文化大革命”，打亂了我國歷史發展的正常進程，違反了人民的意願，違背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造成了嚴重惡果。

會議還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進行了認真討論，雖然會上對是否繼續保留“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理論存在分歧，但絕大多數與會者主張拋棄這一理論。有人在討論時說，既然稱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則其革命對象必然是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本身決定了革命的對象必然是錯的。革命的對象都搞錯了，這種理論還有奉行的價值嗎？更有人直截了當地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凡是派’思想路線的理論基礎，他們打著毛主席的旗號，繼續推行‘四人幫’那一套。……我認為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之爭，這個問題非同小可。所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從內容到提法都應徹底拋棄。”

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總體評價，大家一致認為應該予以否定。因為“現在‘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或成績，正在一件件遭到否定，什麼‘一月風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條漢子’、‘五一六通知’、‘六一大字報’、‘七廠二校經驗’。既然這些都已具體否定，如果我們還要說‘文化大革命’如何好，那真就成為‘抽象肯定’了。我們已經付出巨大學費，如果我們還不承認失敗，那我們就學不到什麼東西，這筆學費就白付了”。

第三個是對極左路線的批判。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性質問題一直是一個敏感問題，同樣是一個理論禁區。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隻能批“右”，不能批“左”。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第一次沖破不能批“左”的禁區。

與會者有人提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和民主革命時期一樣，“左”傾機會主義給革命帶來的損害，一點也不會比右傾機會主義少。而有人說，30多年來，我們的主要教訓，是一條極左路線的惡性發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集中暴露。還有人說，1957年以后20多年來，我們執行了一條錯誤路線，這條路線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特別是有人鄭重地說：“現在全黨面臨著一個重新認識的問題。建國快要三十年了，現在還有兩億人吃不飽飯。面對這種情況，全黨、全民都在思考，我們一定是在哪裡出了毛病。這個重新認識的要求是阻擋不住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搞理論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

黨史專家陳雪薇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大事件和決策調查》書中，就“左”傾錯誤作出了概括，明確地說，中國共產黨自從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后，黨的路線開始向“左”方面轉折﹔1958年“大躍進”，“左”傾思潮泛濫成災﹔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后，一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逐漸形成﹔到了“文化大革命”則變本加厲，走向頂點，危害極大。在這次討論中，與會者基本就是對這四個時期“左”的路線的表現和危害進行批判。

第四個是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討論。

務虛會上公開討論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並把這個問題作為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的最重大問題公開提到了全黨面前，這在黨內是第一次，產生了重大影響。

據馬沛文回憶，與會的大多數人對毛澤東和他晚年錯誤的分析評論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有人肯定地說：“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功績是不容抹煞的。但是，同時要指出他的錯誤。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上有錯誤，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1958年的大躍進，1959年的反右傾斗爭中，都有錯誤，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重用林彪、‘四人幫’，錯誤更大。批評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和反對毛澤東絕不能混為一談。全面地正確地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績和錯誤是很有必要的。”也有人分析了毛澤東之所以會犯嚴重錯誤，是因為他大搞個人迷信，“把個人權威看得重於人民利益”，“他不能容忍任何人觸犯他的絕對權威”。

在對毛澤東思想進行評價時，與會人員中還是存在著一些糊涂觀點甚至錯誤認識。有人認為，必須對毛澤東思想一分為二。毛澤東思想中有錯誤的東西，這些錯誤的東西不是片言隻字，而是他反復強調的思想。不能都推給“四人幫”或康生。還有人提出對毛澤東思想也要進行撥亂反正。我們隻擁護正確的毛澤東思想，而不擁護錯誤的毛澤東思想。

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出現的這些認識問題，說明對毛澤東歷史地位做出科學評價的問題亟待解決，說明了准確界定和科學闡發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也亟待解決。

第五個是對領袖與人民的關系進行反思。

參與會議的同志對領袖與人民的關系也進行了熱烈討論，因為這個問題與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有關。

把領袖和人民的關系闡述得系統而全面的，是李洪林所作《領袖和人民》的發言，1980年《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個發言，后來連同未發表的部分一同收入他的文集《理論風雲》。李洪林在發言中提出：“不是人民應該忠於領袖，而是領袖應該忠於人民。不是領袖締造了黨，而是黨產生了領袖。領袖是可以批評的，批評領袖不是‘反黨’。”“應該永遠廢止領袖指定‘接班人’的制度。隻有封建皇帝才要預先立太子。而在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裡，領袖本人都是由黨和國家的權力機關決定的。因此他本人無權指定‘接班人’。”

李洪林的發言很是轟動，許多與會者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分清幾個原則是非：1.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還是領袖應當忠於人民？2．是領袖締造了黨，還是黨產生了自己的領袖？3．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4．領袖是單數還是復數？5．領袖是天生的，還是實踐中成長的？6．領袖能不能批評？7．領袖的權威是樹起來的，還是實踐中自然形成的？8．領袖是在黨組織之內，還是黨組織之上？9．領袖是終身制，還是要有一定任期？10．要不要指定“接班人”？

會上提出的這些問題同現實關系重大，有些問題還亟待理論界甚至中共中央給予解決。提出這些問題的，絕大多數都是有較深研究的專家學者，也有不少是有關方面的領導干部，還有一些是思想解放、很有生氣的年輕理論工作者。他們的這些發言和議論，對於啟迪人們的思想很有幫助，對於推動思想理論界的撥亂反正起了助推作用，對於改進黨的領導也很有參考價值。雖然有些問題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有些敏感，不宜公開討論，但是，在黨內會議上提出和議論是正常的，也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