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理論工作務虛會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

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得時間很長，與會者思想高度解放，但是會上個別人發言不夠慎重，講出很多中央認為不能講、不能議的東西﹔甚至有人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要連根拔掉毛澤東思想﹔也有人指出把黨領導國家寫入憲法，很不恰當。在討論中，有人提出“不能認為我們的經濟制度已經是社會主義的了”的觀點﹔還有人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正在消亡中的國家而不是一個不斷強化的國家”，“無產階級民主的發展和國家的消亡是一回事”。

這些言論顯然有些過頭，引起鄧小平等革命家的警惕。鄧小平在和胡喬木談話時說：“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胡喬木也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而在理論務虛會的場外，西單“民主牆”釋放出來的強烈不滿情緒也使鄧小平等革命家感到擔憂。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感到有必要對黨內外發生的問題進行糾正，講一講應該堅持的基本原則，確立共同的政治底線。1979年3月27日，鄧小平在同胡耀邦、胡喬木等人談話時，集中談了講話稿要表達的思想。他明確指出：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現在該講了。他要求講話稿要結合分析當時出現的幾個非法組織的活動來講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民主”，以動員群眾同壞人作斗爭。

講話稿起草工作由胡喬木主持，成員有宋振庭、吳江、李洪林、滕文生。“起草時幾個人分工每人寫一部分……寫好了交給胡喬木，由胡喬木總修改，然后交鄧小平自己修改定稿。”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對前段時間黨內的思想狀況和社會上的思潮做出了回應。鄧小平講話后，各組進行討論。與會代表都紛紛表態，認為這個講話“非常重要”，表示“聽后受到很大教育”。但不少代表也對報告中的一些提法提出修改意見或要求補充一些內容。比較集中的意見是：報告隻強調反對右的一面，很少提到反對“左”的一面。對堅持“兩個凡是”，甚至懷疑、否定和反對三中全會方針的錯誤思潮，也應給予堅決的批判。報告后，就有人議論：中央現在“收”了，“轉”了，“糾偏”了，務虛會第一段錯了，等等。與會者建議報告對於三中全會前后思想路線論戰的歷史意義和務虛會在分清兩條思想路線方面所做的工作、所起的作用，應予足夠的評價。

如何看待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在當年的與會者中有著極大的分歧。參加過會議的朱穆之認為，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不僅對澄清當時混亂的思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成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重要內容。

但也有親歷者作了完全否定的評價。有人認為：“四項基本原則”和“四個念念不忘”，說法不同，意思完全一樣，就是要堅持共產黨歷來的法統和道統，也就是和封建專制主義一脈相承的一黨專政。甚至有人說，誰要先寫宣傳“四項基本原則”的文章，誰就會先被搞臭。多數與會者認為，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標志著思想上政治上的重大轉折：粉碎“四人幫”以后兩年多時間的解凍期結束了，冰河期又回來了。從此以后，再沒有反“左”一說，反右又成了毛澤東當年欽定的一以貫之的方針。

客觀公正地說，“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是十分必要和及時的。就像鄧小平所說：“中央這樣提出問題，是不是無事生非？是不是小題大做？不是的。情況的發展已經使黨不能不這樣提出問題。”應該說，解放思想永無止境，但不等於沒有界限，中國共產黨從來都不主張實行“自由化”，絕對不允許不受限制的自由，因為“中國人吃局勢動蕩的苦頭吃夠了，這個經驗教訓我們最深刻”。鄧小平明確指出：一心一意搞四個現代化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因此，“必須一心一意地維護和發展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這始終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要為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局面提供強根固本的政治保証。

后來的事實証明，“四項基本原則”為當代中國的思想解放和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礎和根本方向。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可以說，《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姐妹篇，奠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核心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