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擁抱到決裂——毛澤東與張國燾（之二）

“三管齊下”的威逼

6月30日，張國燾離開兩河口歸返紅四方面軍總部——茂縣。他路經下東門時，見了徐向前。

“會開得怎樣？”徐向前關切地問。

張國燾不願意多談，只是說：“中央紅軍一路上很辛苦，減員很大，和我們剛到通南巴的情形差不多。”

徐向前不好多問，他一直被張國燾控制使用，處境非常尷尬。他用“用而不信”“孤掌難鳴”形容自己在四方面軍的地位：

自從在鄂豫皖與張國燾、陳昌浩共事以來，我的心情一直不舒暢。張國燾對我用而不信，陳昌浩擁有“政治委員決定一切”的權力，鋒芒畢露，喜歡自作主張，許多重大問題，如內部肅反問題、軍隊干部升遷任免問題，等等，他們說了算，極少征求我的意見。特別是在川陝根據地，取消了原來的中央分局，由張國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實行家長制統治，搞得很不正常。我處在孤掌難鳴的地位，委曲求全，憑黨性堅持工作。

張國燾不是一個受得了委屈、耐得住性子、忍得住寂寞的人。他認為在兩河口遭到了壓制、孤立和圍攻，這樣的待遇與他在黨內的資歷、與他取得的成功、與他擁有的實力極不相稱，他必須有高烈度反應。

很快，毛澤東和黨中央從三個方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一是中央派往紅四方面軍的干部遭到抵制。

毛澤東曾與張國燾商量，鑒於紅一方面軍干部多、戰士少和紅四方面軍干部少、文化低，紅四方面軍抽調部分部隊補充一方面軍，中央從中直機關和紅一方面軍中抽調部分文化程度、領導水平較高的干部到紅四方面軍任職。

根據這一認識，中央抽調劉伯承、葉劍英、李維漢、李卓然、陳賡等軍、師級干部到紅四方面軍任職，但是他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限制，特別是李維漢和陳賡。

李維漢，黨內公認統戰工作的能手，新中國成立后擔任中共中央統戰工作部部長長達16年。中央先是任命他擔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接著任命他擔任紅四方面軍縱隊政治部主任，均被張國燾直接擋回。

陳賡，由於原來在鄂豫皖蘇區工作過，中央希望發揮他熟悉紅四方面軍的優點，將紅一方面軍干部團與紅四方面軍的紅軍學校合並，成立新的紅軍學校，派他去擔任領導職務。

剛到雜谷腦，張國燾找上門來，問：“你在一、四方面軍都干過，覺得哪個部隊好些？”

陳賡正面回答：“依我看，兩家各有優、缺點。一方面軍打仗勇敢，群眾紀律好，政治工作不錯﹔四方面軍打仗好，干部、戰士的戰斗作風也好，只是政治工作、群眾紀律比較差。”

“你有什麼資格談政治工作？”張國燾猛不丁地一拍桌子，“你離開鄂豫皖到上海，就干了兩件事，一是告我和中央分局的刁狀，二是被捕入獄，然后被蔣介石釋放。你給我交待清楚，蔣介石殺害了我黨那麼多同志，為什麼單單釋放你？我看你是國民黨派來的偵探！”

陳賡曾經在1925年東征戰役中救過蔣介石一條命，所以，在他被捕入獄后，蔣介石在多次勸說無效的情況下，公開釋放他，以表示自己有恩必報，同時想以此影響中共的黃埔學生。陳賡出獄后，曾向組織匯報過此事，組織上進行了查實，証明陳賡沒有問題。他后來在《我的自傳》中寫道：“在獄中凡四月，當局用盡威嚇利誘（手段），我絲毫未為所動。因以黃埔關系，紅軍勢大，當局幻想以我影響紅軍中之黃埔生，被釋放。”

張國燾余怒未消，下令川陝省委對陳賡進行審查和處理。周恩來擔心陳賡有危險，派人送信給他，令他立即回紅一方面軍。

二是紅一、紅四方面軍相互尊重的氣氛被惡意扭曲。

會師之前，毛澤東一再強調兩軍會合要搞好團結。為此，他甚至細到稱呼上。楊尚昆與張國燾1928年在莫斯科相識，1931年回國在全國總工會工作期間是上下級關系，在上海白區住在一起，對外以表兄弟相稱進行掩護，兩人關系很隨便。毛澤東叮囑楊尚昆：“不要總是國燾長國燾短的，要尊敬他，稱他張主席。”

天下紅軍是一家，兩個方面軍中指戰員在相互理解、尊重、支持和幫助方面做得都不錯，但是也有一些添亂子的人。博古、凱豐等人對紅四方面軍有些作風看不慣，批評存在“軍閥主義”“土匪作風”，這一點被張國燾利用。他召開干部會議，以彌合兩軍縫隙為借口，一面要求部下尊敬中央和中央紅軍，一面又公開披露博古等人對紅四方面軍的“指責”和“苛求”，不斷散布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中央紅軍的損失應由中央負責”，“軍事指揮不統一”，還說紅一方面軍的干部“戴眼鏡”“提飯盒”“坐轎子”，瞧不起紅四方面軍這些“老土”。這些言論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傳遍軍中，激起紅四方面軍的義憤。在何畏、李特等人的煽動下，紅四方面軍也反唇相譏，使兩軍關系蒙上了一層越來越重的陰影。

三是公然伸手要權。

早在離開兩河口的第二天，張國燾在給中央的電報中，提出“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

7月初，中共中央慰問團到達雜谷腦。慰問團由李富春（總政治部副主任）、劉伯承（軍委總參謀長）、林伯渠（中華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部長）、李維漢（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等組成，任務是慰問紅四方面軍、傳達兩河口會議精神。他們受到了張國燾異常“熱情”的接待：吃飯有人請，散步有人陪，談話有人記，目的隻有一個：限制他們與紅四方面軍干部接觸。

7月5日夜，張國燾把中央慰問團負責人李富春請來住處。

“兩軍會合后，部隊多了，攤子大了，當務之急是統一軍事的組織問題，否則無法統一指揮作戰，也沒有把握攻下鬆潘、消滅胡宗南。”

“統一軍事指揮的問題不是解決了嗎？”李富春一時轉不過彎來。

“解決了？”張國燾明知故問，“我怎麼不知道。”

李富春說：“中央常委不是決定增補你為軍委副主席，徐向前和陳昌浩同志為軍委委員嗎？”

“把三個人加進軍委，就算是解決統一軍事的組織問題了。這樣未免太簡單了！”張國燾冷笑道，“再說，軍委是決策機構，在指揮機構裡若沒有紅四方面軍的同志，這樣不好統一指揮。”

事關重大，李富春不敢吱聲。

張國燾繼續說：“紅軍總部應該調整一下，以便真正體現統一軍事指揮組織。我建議，由徐向前任紅軍副總司令，陳昌浩為總政委。”

當時，紅軍總政委為周恩來。

李富春急不擇言：“那周副主席呢？”

“可以設常委嘛。”張國燾有一整套方案，“中央軍委設常委，周恩來、毛澤東等在軍委常委專門謀劃戰略問題，不直接參與指揮。這樣調整才能體現統一軍事指揮，也有利於下一步的軍事行動。”

李富春說：“我隻不過是一個總政治部副主任……”

不等他說完，張國燾就插斷了：“你是總政治部副主任，負責管組織，說話的分量不輕喲。”

李富春不敢表態，7月6日凌晨通過電報將此事及時通報給中央：

朱、周、王、毛：

張國燾來此見徐、陳，大家意見均以總指揮迅速行動，堅決打胡為急圖，尤關心於統一組織問題，商說明白具體意見，則為建議充實總司令部，徐、陳參加總司令部工作，以徐為副總司令，陳為總政委。軍委設常委，決定戰略問題。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慮。立復。

富春

七月六日一時

跟隨中路軍前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到電報，都感到一驚。

周恩來脫口而出：“這是自中國共產黨創建以來，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權。”

毛澤東憂心忡忡：“一定還會有后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