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瞿秋白

《晨報》特派記者之路

瞿秋白曾十分自信地說：“講到我僅有的一點具體智識，那就隻有俄國文罷。”當北京《晨報》發出招聘特派記者前往俄羅斯“擔任調查通訊事宜”的啟事時，他胸有成竹地前往應聘，並很快被應聘為《晨報》特派記者。蘇維埃俄國是在舊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百廢待興，經濟生活極端艱難，曾是當年赴俄留學生的肖勁光將軍，就是在晚年還依稀記得當年的經濟窘境：“工廠、礦山遭到嚴重破壞停產了，農村遭受兵禍，被洗劫一空，天災人禍，糧食欠收，人民貧窮不堪，各種物資極其缺乏。到處都是彈痕累累，道路橋梁被破壞得不像樣子，全俄處於普遍飢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餓死在路旁。”

去路迢迢，前景堪憂，親友們紛紛勸阻，他充分理解親友的好意，但是，他又不甘生活在“寒風刺骨，腥穢污濕的”“黑甜鄉”中，一種生命的本能驅使他去找尋彼岸的光明。俄羅斯革命對他的誘惑力太大了，誠如他在《多余的話》中所說：“北京晨報要派通信記者到莫斯科去，來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國家’，尤其是借此機會把俄國文學好好研究一下，的確是一件最愜意的事。”1920年10月16日，他踏上了風塵仆仆的蘇俄之路，他在途中愉快地寫道：“燈塔已見，海道雖不平靜，撥准船舵，前進！前進！”

他是個使命感、責任感極強的文化人。在旅途的顛波辛勞中，他仍抓緊時間採訪、調查，僅1920年10月至1921年1月，便編寫出20余篇通訊稿，分別寄給《晨報》和《時事新報》。1921年1月25日，他到達莫斯科，在《真理報》的幫助下，參觀了很多地方，如特列嘉柯夫美術館、莫斯科大劇院、克裡姆林宮、托爾斯泰故居陳列館和幼兒院、勞動學校等，會見了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教育人民委員會委員長盧那察爾斯基和托爾斯泰的孫女蘇菲亞。而最令他難忘的是，在蘇俄期間，曾有幸見過列寧，並與列寧有過當面交談。時隔數年，他在與羊牧之談話時，還不無興奮地憶及此事，羊牧之在《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一文中說：“有一次晚上去看他，他從抽屜裡翻出一張照片，很有歷史價值的照片。我一看是快鏡攝的秋白與列寧合攝的半身像。列寧立在中間，秋白緊靠著站在右邊，……我說：‘你見過列寧幾次？’他說：‘兩次，他和我談過多時話哩。’”他告訴羊牧之：“列寧曾說：‘俄國認為中國為全世界最親密的友邦……必須協力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騙。’又說：‘我們對於東方民族，是極端平等看待，對於她的文化，尤其有興趣……。’”

這時，俄共正在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他以新聞記者身份參加了大會，他的長篇通訊《共產主義之人間化———第十次全俄共產黨大會》，便是對蘇俄革命的全景式的熱情報道，由於文章長達3萬字，《晨報》在刊用時，竟連載了27次。他全面、熱情地向中國人民報道了蘇俄十月革命后的政治、經濟、民族和外交諸方面的狀況，認為“實行共產主義是偉大，而且艱巨的‘工程’”。“中國人亦應當用一用心”，究竟怎樣才能使國家強盛起來，他寫道：“俄國革命是一部很好的參考書呵。”蘇俄的共產主義已“人間化”，並向全世界輻射，必然影響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中華民族。兩年的時間，他採訪了蘇俄的眾多人物，上自蘇俄領袖，下自平民百姓，去過工廠、鄉村，調查了蘇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民族等各個領域，撰寫出60多篇旅俄通信（其中遺失10多篇），《晨報》以“莫斯科通信”專欄發表了40多篇通信共有16萬字，中國讀者通過閱讀這些通信，較為清晰地了解到蘇聯的真實情況。

他除擔任《晨報》特派記者外，還擔任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教員和理論課翻譯。在此之前，1921年5月，張太雷已介紹他加入俄國共產黨，次年2月，又參加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向年輕的革命者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自然是責無旁貸的政治責任。他借助《俄華辭典》翻譯、講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他也由此而信仰、傳播馬克思主義，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

他在蘇俄的卓越工作，通過《晨報》的“莫斯科通信”專欄，在中國讀者心目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中共中央也密切地關注他的工作。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委員長陳獨秀出席共產國際四大，對瞿秋白會議期間的工作很滿意。會議結束前，便要求他回國工作。他也感到自己對中國太陌生了。這年底，他便踏上歸國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