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瞿秋白

編輯的最后二份機關報

八七會議后，中央根據鄭超麟的建議，決定創辦《布爾塞維克》，以代替已經停刊的《向導》，由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鄭超麟組成編輯委員會。瞿秋白每周都要來編輯部，代表中央指導編輯工作。大革命失敗的晦暗時期，蔣介石、汪精衛一面屠殺工農，一面又以孫中山信徒自居，繼續以三民主義蠱惑人心，欺騙民眾。所以，《布爾塞維克》的首要任務便是揭穿他們偽三民主義的反革命本質。瞿秋白在所撰寫的發刊詞中，便鞭辟入裡、一針見血地指出偽三民主義的反動和危害。他說，國民黨已經“背棄他們自己的三民主義”，“將改組后的國民黨送終了”。現在“民眾多看見的國民黨，已經不是從前的革命的國民黨，而是屠殺工農民眾，壓迫革命思想，維持地主資本家剝削，濫發鈔票紊亂金融，延長亂禍荼毒民生，屈服甚至於勾結帝國主義的國民黨”。他還發表《國民黨死滅后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反革命的國民黨政綱和混戰》、《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幟》、《三民主義倒還沒有什麼？》、《馬克思主義還是民生主義？》、《民權主義與蘇維埃制度》、《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義》等文章，歷史地、科學地評析三民主義，他說：“三民主義的歷史性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這就是國民黨改組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還是代表革命傾向的口號”﹔國民黨改組后，“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后，曾經一時期比較多帶著些確定的革命內容”﹔但是，“在國民黨清黨反共之后”，蔣介石、汪精衛之流所標榜的三民主義，“便自然要變成反革命的工具”，此時的三民主義，隻不過是“反革命政策的金字招牌”，此時的國民黨，已經“變成反革命黨，變成帝國主義軍閥豪紳資產階級走狗的狗窩”。

當八一南昌起義、湘贛邊界起義和朱德、毛澤東井岡山會師時，《布爾塞維克》都予以肯定和謳歌。廣州起義爆發時，《布爾塞維克》連出3期專刊，對廣州起義的成功和失敗，進行認真的分析和總結。他還就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前途，撰寫《武裝暴動問題》、《隻有工農兵政府能解放中國》、《兩個國內戰爭》和《中國的蘇維埃政權與社會主義》等文章，認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是土地問題，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買辦豪紳及資產階級，中國的出路在於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革命，即以民眾的革命戰爭推翻新舊軍閥國民黨政權，建立工農貧民兵士代表會議的政府———蘇維埃政府。

但是，《布爾塞維克》又幾乎與他的左傾盲動錯誤相始相終，左傾盲動的錯誤主張，大多由此而傳播、擴散開來的，這是歷史的真實，也是《布爾塞維克》的遺憾。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他被排擠出中央，不得不接受王明等強加的各種罪名。他已是筋疲力盡，並且復發肺病。中央同意他的請求，在上海養病。在上海時，他讀到中央蘇區機關報《紅色中華》，認為《紅色中華》總體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一些細節和技術上也有不能盡如人意之處。於是，他寫了《關於<紅色中華>報的意見》，發表在1933年8月7日《斗爭》上，他提議《紅色中華》應注意改進自己的工作，從而“給讀者以極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們認識革命的各種戰線上的具體情形”。他特別建議組織工農兵通訊活動，讓工農群眾和士兵撰寫通訊，辦一份“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夠勉強讀得懂最淺近文字的讀者群眾的”報紙。

半年后，他奉命由上海來到中央蘇區，擔任《紅色中華》報社長和主編。他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改進《紅色中華》。但是，當時左傾路線甚囂塵上，他沒有發言權，正如他在《多余的話》中所說：“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在鞏固中央蘇區，加強紅軍建設和第五次反“圍剿”中，《紅色中華》做了大量的宣傳報道工作。但是，它又同時宣傳了左傾路線和策略，給革命造成極不好的影響。

他對《紅色中華》最顯明的貢獻，是培養了一支將近千人的工農通訊員，這些人分布在中央蘇區的各條戰線。中央紅軍長征后，他被留守在江西，繼續主編《紅色中華》，曾是他的部下的庄東曉回憶道：“主力北上了。中央蘇區的圈子日益縮小，……秋白同志更是日以繼夜的緊張工作，《紅色中華》照樣按期出版，……我離開中教部和秋白同志，下鄉參加擴紅和征糧工作，行前，秋白同志又諄諄囑咐：‘下去后，再忙也要天天寫匯報，經常給《紅色中華》寫稿。’”

瞿秋白是位知識型政治領袖，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他走過一條曲折坎坷的生命之旅，他的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公論。但是，他所肩負的文化使命感，他所努力去做的文化事業，他所編輯的眾多的報刊，無疑具有典型的歷史意義和卓著的功勛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