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康
瞿秋白短暫而輝煌的一生，曾有過一段不平凡的辦刊生涯。五四運動時，他因呼喚民主而編輯《新社會》，后又為《晨報》特派記者，前往莫斯科，並緣此而走上馬克思主義者的求索之路。回國后，他又為中國共產黨編輯了許多報刊。他青春年華的精力、智慧、才氣，都無私地奉獻於此，這些報刊是他絢麗燦爛人生的最具典型的實証。
《新社會》和《人道》
瞿秋白的朋友鄭振鐸因常去北京基督教青年會，閱讀難得的俄羅斯小說，而和青年會學習干事孔某成為朋友，鄭振鐸又向孔某介紹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瞿世英等。此時，青年會有意出版一本供青年閱讀的周刊雜志，希望鄭振鐸、瞿秋白等人成為這本周刊的編輯。1919年11月1日，《新社會》正式面世，它的發刊詞說：“中國舊社會的黑暗，是到了極點了！他的應該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我們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創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自由平等，沒有一切階級一切戰爭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會。”這便是他們那代青年改造社會的基本態度。
那年，他隻有21歲，身體十分虛弱，但是，作為《新社會》的主要撰稿人和編輯，他的忠於職守的工作態度，仍令幾十年后的鄭振鐸難以忘懷：“每個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裡去一次，有時，濟之也同去。我們到秋白家裡去，他常常還不曾起床，抽著香煙擁被而坐，不時的咳嗽著，臉色很蒼白。我們很為他的身體擔憂。但一談起話，他便興奮起來。帶著濃厚常州口音的國語清晰而有條理的分析著事理。他的稿子總寫得很干淨，不大涂改，而且是結實、有內容。我一進屋子，他便指著書桌上放著的幾張紅格稿紙，說道：‘已經寫好了，昨夜寫得很晚。你看看，好用麼？’他在那個時候，已經習慣了在深夜寫作了。”
他在《新社會》上發表了許多文章，如《革新的時機到了》、《中國知識階級的家庭》、《中國的勞動問題？世界的勞動問題？》、《知識是臟物》、《自殺》、《小小一個問題———婦女解放問題》、《社會運動的犧牲者》、《社會與罪惡》等等。這些文章切中舊中國種種弊端和要害，鼓勵國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壓不住的，趕快想法子去適應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現勢。要有歷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變遷，是歷史上一定的過程，不可避免的”。他的文章高揚民主與科學的旗幟，鼓吹“實現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國家或世界”。他對中國勞苦大眾的淒苦生活現狀，寄予了深切的憐憫之情，並欲為他們找尋一條自新之路，而為達此目的，“非創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觀，改革舊制度，打破舊習慣不可”。他的文章談論的多是社會實際問題，如青年自殺、婦女解放、婚姻制度等，無情地抨擊孔孟儒學和程朱理學，呼吁：“青年呵！……不要叫社會殺你，不要叫你殺社會。……你要在舊宗教、舊制度、舊思想的舊社會裡殺出一條血路，在這暮氣沉沉的舊世界裡放出萬丈光焰。”
他的探索和思考是認真和深邃的，然而，他的理論指導又是駁雜的，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尤其是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曾給他的思維留下過頗有影響的印記。多年后，他回憶說：“一九一八年開始看了許多雜志，思想上似乎有相當的進展，新的人生觀正在形成。……所以最早我同鄭振鐸、瞿世英、耿濟之幾個朋友組織《新社會》雜志的時候，我是一個近於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在編輯《新社會》17、18、19號時，連續三期的《勞動專號》，才對社會主義有著朦朧的憧憬，他的《誰的利益》、《勞動的福音》、《伯伯爾之泛勞動主義觀》、《世界的新勞動節……中國的新勞動節》等，已經認識到“托爾斯泰的謬誤”，較為鮮明的宣傳馬克思的階級和國家的理論，明確的指出改造社會，必須實行“激烈的改革運動———革命———根本的改造”。
《新社會》以全新的風姿，吸引越來越多的讀者，傳播面可達四川、廣西、廣東、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等邊陲地區。同時，也越來越為舊的勢力所忌恨。1920年5月，僅出版19期，便被迫停刊。他在回憶此事時說：“我們中當時固然沒有真正的‘社會黨’，然而中國政府，舊派的垂死的死神，見著‘外國的貨色’———‘社會’兩個字，就嚇得頭暈眼花，一概認為‘過激派’、‘布爾塞維克’、‘洪水猛獸’———於是我們的《新社會》就被警察廳封閉了。”
《新社會》雖然被迫停刊，但是，它的改造社會的使命並沒有中斷。8月5日，《新社會》的原班人馬又創起《人道》月刊。瞿秋白是不大贊成《人道》刊名的，不希望以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作為《人道》的辦刊宗旨。在鬼域成災、惡魔橫行的舊中國，幾個浪漫青年的人道主義的呼喚，未免太弱小，太不自量力，反動勢力仍視《人道》為異端。因此，《人道》的創刊也便成了它的終刊。他在《人道》隻有一篇散文詩《心的聲音遠》，這首詩抒發了他悲憤悒郁的心情，表達出對勞苦大眾的殷殷關切之情和對強暴的統治者的憎恨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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