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瞿秋白

編輯中共中央報刊

回國后，黨對他寄予厚望，決定讓他擔任《新青年》季刊和《前鋒》的主編，並參與《向導》的編輯工作。《新青年》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隨陳獨秀入北大，吹奏起五四運動的號角。接著又隨陳獨秀再進上海，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后來因故休刊。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復刊改為季刊。瞿秋白將其編成“共產國際”專號，封面和刊名都由他設計和題寫。他還撰有《新青年之新宣言》、《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國際》、《現代勞資戰爭與革命》、《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史》、《評羅素之社會主義觀》等文章。時隔半個月，《前鋒》創刊，他又撰寫《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各種方式》、《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現代中國的國會制與軍閥》等。他的更多的政論性文章則在《向導》上發表。《民國日報》、《東方雜志》等也常有他的文章。

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共撰寫200篇文章，共有100多萬字。郭沫若曾在《創造十年續篇》中回憶：“秋白那時已把《新青年》雜志恢復，注重在文化方面的問題。做文章的似乎就隻有他和光慈兩人，他希望我們也做些文章去。”他是中國共產黨新聞宣傳的先驅者和開拓者，《新青年》和《前鋒》，深受黨內讀者喜愛，當黨內同志稱贊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時，他則認真地回答道：“秋白是馬克思主義的小學生，從1923年回國之后直到1926年10月間病倒為止，一直在陳獨秀同志指導之下，努力做這種‘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勝任的。然而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

他的文章提出很多嶄新的政治問題。他說：“務使最易組織最具戰斗力之無產階級，在一切反抗舊社會制度的運動中，取得指導者的地位。”無產階級革命隻有重視土地問題，“才有真正的民治運動，才能推翻軍閥，解放中國”。當各種錯誤思想流派，如“東方文化優越論”、“生命主義論”、“自然主義人生觀”和“實驗主義”等，如潮般涌來時，他立即撰文予以批駁，排除錯誤思潮的干擾，維護全黨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他也因此而在全黨造就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形象，也為他幾年后成為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25年1月，他在中共四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並與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彭述之組成中央局，他任宣傳委員，負責主編《向導》。不久，上海興起“二月罷工”，他連續在《向導》上發表文章，肯定工人的歷史地位，鼓勵工人要在“中國民族的總斗爭中”，“自然奮起而領導他”。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他在《向導》發表文章，高度評價孫中山的革命偉績，指出：“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國民革命的象征，孫中山先生雖死，中國平民這種革命的意志是不會死的。”五四運動6周年來臨之際，他又在《向導》發表文章，提出工人階級應該成為中國革命的“領袖階級”。此時興起並活躍於廣東的農民運動，對他的思路很有啟迪，他看到，“南方的農民”，“已經開始做有組織的斗爭，而且贊助民族革命。”所以，他認為，隻要工農團結起來，便可以“創造真正平民的獨立的中華共和國”！

五卅慘案發生后，反帝愛國民族解放運動空前高漲，商務印書館為表示愛國熱忱，拿出一萬元的資金給職工辦《公理日報》。在帝國主義強權政治的面前，這份報紙以溫良、中庸的態度，欲向強盜討回公理，顯得何等天真和軟弱。他極不滿意這份報紙，對中央宣傳部秘書鄭超麟說：“世界上那有什麼公理啊！我們辦個《熱血日報》吧！”中央批准了這個建議，並將鄭超麟、沈澤民、何味辛等人調來，組成編輯委員會。瞿秋白為主編，負責撰寫社論，其它欄目的文章由鄭超麟、沈澤民、何味辛等人去編寫。

《熱血日報》於6月4日正式出版，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份日報。他題寫報頭，並請陳獨秀撰寫發刊詞：“現在全上海市民的熱血，已被外人的槍彈燒得沸騰到了頂點，民族自由的爭斗是個普遍的長期的爭斗，……現世界強者佔有冷的鐵，而我們弱者隻有熱的血，然而我們心中果然有熱的血，不愁將來手中沒有冷的鐵，熱的血一旦得著冷的鐵，便是強者之末運。”《熱血日報》幾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這些社論、短評和專論，對於指導五卅運動，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熱血日報》很有讀者群，銷售量竟達3萬份，以至山東、江西的讀者也投書寄稿。6月27日，《熱血日報》出至24期后，便被封禁了。他本打想從《熱血日報》中選出20篇社論出一單行本。鄭超麟曾見他在選出的社論上寫道：“此中圈出之文，可以總題作《熱血日報社論》———每篇悉仍原題，下以小號字注明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