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弓
二、用階級分析法來分辨敵友
從社會國情來說，社會階級狀況及其關系是一個國家基本國情的重要內容，尤其在革命年代，能否認清社會階級狀況直接關系到革命成敗。誠如毛澤東所說，敵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但是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大概的分析。
毛澤東分析近代中國社會階級狀況及其關系，主要使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即根據各社會集團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生產資料的佔有多寡來劃分階級。以近代中國農村階級為例，毛澤東在《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中即以階級分析法，清晰地劃分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工人（雇農）五個階級及其社會經濟地位。他指出：“佔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隻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農民為生的，叫做地主。”“富農一般佔有土地，但也有自己佔有一部分土地。”“中農許多都佔有土地，自己都有相當的工具。”“貧農有些佔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無土地，隻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須租入土地來耕，受人地租、債利和小部分雇佣勞動的剝削。”“工人(雇農在內)一般全無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極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賣勞動力為生。”[5]
值得指出的是，毛澤東對階級分析法的運用，並不止於此，而在經濟分析的同時，又對各個階級相應作了革命態度的分析，借以判斷他們在革命中的地位。以貧農而言，他認為，無土地又無充足農具的貧農，每年勞動結果所得無幾，還要出賣一部分勞動力，因他們是農民中極艱苦者，因而“極易接受革命宣傳”。而有土地和較充足工具的貧農，每年大體能得到勞動果實的一半，所以他們的革命性，“優於半自耕農而不及另一部分貧農”。但不論那一部分貧農，都“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6]
事實上，由於近代中國社會的特殊性，經濟分析雖能分清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但未必能真正分清敵友。因為在這裡，一般社會中的剝削階級並非都是敵人或革命的對象，民族資產階級就是一個例子。其政治態度明顯表現出兩面性，“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但是當著革命……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7]這就需要做革命態度的分析。毛澤東正是從這點出發，在階級分析中融入了革命態度的分析，從而在認定各階級經濟地位的同時，又認定了各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為制定革命策略提供了可靠依據。
歷史表明，階級分析的方法在毛澤東認識近代國情中起了極大作用，他運用這一科學分析方法，不僅創造性地把農民作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而且把民族資產階級作為革命動力並與之建立統一戰線，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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