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新偉 劉本森 周進 喬克
下篇：外國學者近十年來的抗戰史研究
近十年海外學界不斷突破西方學者重視二戰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而忽略中國抗戰研究的局限，在中國抗戰的歷史地位、政治與人物、軍事與外交、社會經濟與文化等諸多領域，涌現出一批持論公允、內容詳實、視角新穎的英文著作。
關於中國抗戰的整體研究
首提 “代理人戰爭”說法，中國盟友身份得到西方社會和學界重視
英國牛津大學拉納·米特教授的《中日戰爭1937-1945：為生存而戰》一書被西方學界視為中國抗日戰爭總體研究的突破性成果。作者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法西斯戰場上，中國作為歐美盟友獨立抗敵，苦苦支撐，在二戰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起到了巨大作用，但這一盟友卻長久以來沒有得到西方社會和學界重視。
2012年美國學者佛朗哥·邁克瑞的新著《帝國在南中國的沖突：同盟國代理人與日本的戰爭（1935-1941）》把中國抗戰置於全球戰略下，探討了1941年太平洋戰場開辟之前中國在南方對日本的抵抗。作者首次提出了“代理人戰爭”這一說法。代理人戰爭，意為中國在抗戰中扮演的是同盟國代理人的角色。同盟國（尤其是蘇聯和英國）希望中國在南方拖住日軍，使其無暇北侵蘇聯和南下到達英屬東南亞和印度，於是他們積極支援中國抗戰。在這一戰略中，香港成為接受外援的關鍵，其便利在於它有通往長沙的鐵路，作者認為不能把戰時的香港孤立地看成是英國的殖民地，而應該把它和中國南方看成一個統一的戰區，因為它是該戰區的后勤基地。
2013年曼徹斯特大學講師穆爾的《記錄戰爭：士兵筆下的日本帝國》一書揭示了中、日、美三國士兵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受到上級官員和國家的操控，書中通過士兵的日記，分析了國家話語、大眾傳媒和軍隊對士兵戰爭認識的影響，討論了宣傳工作如何動員士兵及動員工作的得失。該書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點在於“舊史料的新用法”，其材料幾乎全部來自於抗戰時期中國、日本、美國士兵的日記、書信、明信片和回憶錄。
關於戰時政黨與人物研究
越來越多地關注中共與其他政治力量的合作與沖突，對中國領袖（比如蔣介石、毛澤東）的認識，西方學界也跳出了冷戰思維的影響
在關於國民政府的研究著作中，劍橋大學漢學教授方德萬於2003年出版的《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是近年來歐美學界涌現出的代表性著作，也是影響最大的著作。該書認為，以往西方學界在論述抗戰時中國政府的作用時，多強調中美關系的作用，作者卻認為應該從中國的內部尋找答案，因此他關注國民黨的軍事史和戰爭史，將其作為國民黨歷史的中心。有評論指出，該書的特點在於“國際化的視角、長程的歷史觀與內部取向的歷史觀”。
關於抗戰中的中國共產黨研究，近年來西方學界越來越多地關注中共與其他政治力量的合作與沖突。2011年加拿大學者賴小剛的《勝利的跳板：山東省與中共軍事財政力量的壯大（1937-1945）》一書用12章解釋了抗戰時期中共是如何在山東取得成功的。作者認為中共在山東的成功既有社會、經濟、財政、政治和軍事多方面的因素，也與日本、中共、國民黨的戰略有關，是抗戰時期中國內部不同力量博弈的結果。
對於中國領袖（比如蔣介石、毛澤東）的認識，西方學界也跳出了冷戰思維的影響，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著作。2003年喬納森·芬比的《最高統帥：蔣介石及其喪失的中國》是第一部完整的英文版蔣介石傳記。2007年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陶涵的《蔣介石與現代中國》一書中描述了蔣介石的一生，毛澤東研究也出現了幾部比較重要的著作。2010年美國學者呂蓓卡·卡爾的《二十世紀中的毛澤東與中國簡史》、2012年俄裔學者潘贊夫等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都對戰時毛澤東的活動和思想有專門描寫和分析。
關於戰時軍事與外交研究
認為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性在於打開了中共的勝利之門，突破了以中美和中蘇關系為主的研究視角，關注戰時的中英、中日、中加等關系
2011年，方德萬等主編的《為中國而戰：中日戰爭軍事史論文集（1937-1945）》，收入論文20篇，其中馬克·佩蒂在《龍的子孫：戰爭的起源》一文中認為中日戰爭不是偶發事件，而是由日本侵華政策發展與中國內政形勢所決定的﹔方德萬在《歷史長河中的中日戰爭》中認為，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性在於打開了中共的勝利之門，而不是其在二戰中的重要性﹔美國學者羅納德·斯佩克特在《世界史語境中的中日戰爭》一文中認為毛澤東倡導的人民戰爭是中國對戰爭史的巨大貢獻。
以往的戰時中外關系研究以中美和中蘇關系為主，學者們把重點放在西方國家和人物怎樣影響中國抗戰和中國革命上，放在美國為什麼“失去了中國”上。最近的研究視野有所突破，開始關注戰時各國在華關系，關注戰時的中英、中日、中加等關系。如2011年英國學者弗蘭克·麥克林恩的《緬甸戰役：從災難走向勝利（1942-1945）》關注中英在緬甸合作抗日的史實﹔2012年佛朗哥·邁克瑞的文章《為中國提供布朗式輕機槍：中加關系的起源和影響（1941-1949）》梳理了中加關系，認為二戰前兩國並無外交，20世紀40年代初為應對法西斯，加拿大在美國的影響下開始援助中國武器，希望中國守住香港，美國參戰后，兩國聯盟的意義不再明顯。
除了中國和西方的關系史，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戰時中日關系史，當然，抗日戰爭本身就是一個大的中日關系，不過這一關系主要是指“對抗”的關系，“合作”也是戰時中日關系的一個重要領域。一直以來，因為政治原因，戰時的中日合作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課題。在這一方面，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卜正民教授做了開創性的嘗試，他的著作《通敵：戰時中國的日本代理和中國精英》，探討了日本佔領長江中下游之后，當地淪陷后的復雜社會現實。作者選取了嘉定、鎮江、南京、上海、崇明等地，關注了當地的日本政權以及為日本人服務的中國人的歷史。
關於抗日戰爭研究總體趨向
總之，西方學界近年來對“歐洲中心觀”進行了反思，並對中國抗日戰爭史進行了多視角的重建
綜上所述，近十年來西方學界的中國抗日戰爭研究有以下新動向。一是新意義與多視角。比如《上海1937：揚子江畔的斯大林格勒》將淞滬會戰界定為“城市戰的開始”，《帝國在南中國的沖突：同盟國代理人與日本的戰爭（1935-1941）》將中國在南方的抗戰賦予了“代理人戰爭”的意義，認為中國是同盟國的代理人。這兩本書的論述視角也追求多元化，視角的多維性能最大程度地還原歷史的真實性。二是新史觀。近年來海外學界不斷突破重視二戰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而忽略中國抗戰研究的局限，開始普遍認識到中國抗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重要地位，對“歐洲中心觀”進行反思，並對中國抗日戰爭史進行重建。三是小人物的戰爭史。西方學界關注以前被忽視、甚至是無名無姓的小人物，比如戰爭下的普通戰士、普通婦女、普通工人、普通百姓，關心他們的生死、生活和思想。李丹柯教授的《重慶回聲：戰時的中國婦女》就是從“個人生命經驗的微觀角度，重新書寫抗戰”的代表著作。
(“下篇”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劉本森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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