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新偉 劉本森 周進 喬克
上篇：中國學者近五年來的抗戰史研究
近五年來，抗日戰爭史研究在領域和深度上不斷擴展，臨近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抗戰研究迎來了又一次高潮。在研究熱點上，近年來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抗戰時期的社會經濟生活、侵華日軍罪行的檔案史料整理公布與研究、中國戰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作用和地位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深入和加強。
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及統一戰線形式下的群眾組織和群眾運動是我黨扎根、發展的重要途徑﹔我黨利用國際有利因素化解了國共關系的危機，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近年來學術界對其建立及特點和作用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蔣建農指出，共產國際和蘇聯對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發展、堅持和鞏固，發揮了至關重要的積極作用。黃道炫認為抗戰初期中共在華北的發展壯大除了武裝斗爭的直接推動外，統一戰線及統一戰線形式下的群眾組織和群眾運動是其扎根、發展的另一重要途徑。
國共關系依然是研究的持續關注點。段煉認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以后，中國共產黨放棄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政策，採用新的和平斗爭武器，來處理與國民黨的關系，以保存和發展自己，這個武器就是民主政治。鄧野提出1944-1946年是國共兩黨關系的政治轉型時期，集中體現為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的對立，其實質就是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分離時期。黃玲認為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在應對三次國共關系嚴重危機過程中，逐步改變了封閉時期對國際關系的認識，學會獨立自主地判斷國際形勢，不僅繼續發展了與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長期關系，也開始探索與美英等國的交往，最后通過利用國際有利因素化解了國共關系的危機，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關於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
八路軍在太原失守前的抗日應為正面戰場作戰﹔敵后戰場是日本侵華戰爭遭到徹底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關於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劃定。除了傳統上國共分別主導正面、敵后戰場的認知外，學界有一些新的看法，戚厚杰認為八路軍參加了太原會戰的全部作戰，並參與了會戰的組織指揮，與國民黨軍隊混合編組，共同指揮，共同戰斗，同處於一個戰場。所以八路軍在太原失守前的抗日應為正面戰場作戰。湯重南還認為，中國抗戰除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之外，還存在一個國際戰場，應該加強對中國抗戰國際戰場的研究。
關於兩個戰場的地位問題，學者對中共領導的敵后戰場作用和地位給予了肯定。胡德坤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是將日本拖入中日持久戰泥潭而不能脫身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時也是日本侵華戰爭遭到徹底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於耀洲認為國民黨的正面戰場是戰略防御階段的主要戰場﹔進入相持階段后，盡管其地位與作用下降了，但仍然是對日作戰的重要戰場。
關於中共軍事戰略和八路軍對日作戰方面。彭厚文認為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主要出於三方面的考慮：一是希望八路軍在保衛武漢的作戰中，能夠起到戰略上的配合和支持作用，進一步提高八路軍的軍事地位，擴大八路軍的政治影響。二是華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廣闊的發展前景。三是准備在鄂豫皖邊區建立中共未來的戰略后方。關於國民黨抗戰的軍事戰略，余子道認為蔣介石開辟淞滬會戰的目的和意圖是多方面的：一是軍事戰略上為牽制日軍華北戰場的進攻﹔二是為了保護上海地區的經濟政治利益。三是為了捍衛首都南京和守衛長江。四是以淞滬會戰推進外交戰略的實施。
關於抗戰時期的經濟政策
在中共革命影響下，晉西北鄉村內部社會經濟結構及運行模式發生一定變化
關於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形態。岳厚謙、張文俊認為在中共革命影響下，晉西北鄉村內部社會經濟結構及運行模式發生一定變化，但據興縣14村調查材料發現，其主要經濟形態依然是傳統的“中農化”的自耕農型小農經濟，隻不過是“中農化”趨向更加彰顯而已。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政策體現著統一戰線的要求，服務於全民族抗戰大局。黃正林認為在陝甘寧邊區的減租運動過程中，中共及時調整政策，對地方慣性和實際情形表示認可，推動了減租政策的落實。史新恆則提出了抗戰期間晉察冀邊區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王志芳通過研究發現中共政權力量介入下的晉綏邊區農村經濟發生一系列變化：貧雇農取代地主、富農成為佔有土地最多的階級﹔通過變工互助運動,農村由個體家庭生產逐漸轉向集體性生產﹔階級結構由地主、富農與貧雇農佔多數轉化為以中農為主。
關於抗戰時期的外交關系
在走向政治大國的過程中，中國決不只是一個被動的受提攜的角色
近幾年，隨著一批新的檔案資料的開放，如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部分檔案材料、斯坦福大學蔣介石日記、宋子文檔案的披露，抗戰時期的對外關系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
與以往學界強調同盟國對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作用不同的是，王建朗、胡德坤著《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外交戰略與外交政策》一書突出了對抗戰后期中國外交自主性的分析。書中認為在走向政治大國的過程中，中國決不只是一個被動的受提攜的角色，而是有著自己的積極思考和籌劃，這一思考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不久便已開始。中國大國地位的確立與英美的幫助有重要的關系，但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中國人民英勇抵抗了絕大部分日本侵略軍這一事實之上的。
吳景平通過對蔣介石日記的解讀，考察1938年國民黨對日和戰態度，他認為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層在對日和戰態度方面時有反復。蔣作為戰時體制中最高、最后的決策者，雖然對戰局也有過消極的看法，對於外來的調停有過幻想，也不反對與日方進行虛與委蛇的接觸，但最終守住了抵抗侵略、拒絕投降的底線，從而為國民黨政權的主體部分留在抗日營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對美政策方面，張玫認為中共在抗日戰爭初期提出加強與美國接觸，以及呼吁建立以美國為主要對象的反日國際統一戰線，就是希望在自身力量相對較弱的情況下，利用美國與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的矛盾沖突，以及美國與南京國民政府之間的關系，實現美國支持中國抗戰，抵制國民黨發動的反共活動，遏制國內的投降情緒，促使反日戰爭取得勝利。
關於抗戰時期侵華日軍的暴行
日本殖民者利用近代壟斷企業進行經濟掠奪的方式較為隱蔽，但掩蓋不了其鮮明的殖民侵略性質
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民的損失與侵華日軍的暴行，是抗戰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近年來，國內外有關侵華日軍罪行的檔案資料陸續發現公布和整理出版，為研究提供了便利。
關於日軍侵略罪証的問題，《鐵証如山》一書收錄89件檔案日軍留下的侵華証據，涉及侵華日軍強征“慰安婦”、向731部隊“特別移送”人員、殘酷奴役勞工、對中國軍民實施暴行等內容。日本學者笠原十九司追溯和考証了日本社會對南京大屠殺的“爭論”歷史，指出了南京大屠殺否定派所持論據的破綻與矛盾，對日本人的近代歷史觀進行了批判。
關於日本對華經濟侵略，學界一致認為其不亞於戰爭破壞。王鍵認為，與侵華日軍的直接經濟掠奪相比，日本殖民者利用近代壟斷企業進行經濟掠奪的方式較為隱蔽，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攫取了大量的經濟資源，充當了日本侵華戰爭的經濟幫凶，具有鮮明的殖民侵略性質。
（“上篇”由中央黨史研究室光新偉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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