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穎 周書羽
戰略方針：“要像下圍棋一樣做幾個‘眼’”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中華民族終於實現了由內戰到團結抗戰的歷史性轉變。1937年8月9日，周恩來、朱德等就紅軍改編問題到南京與蔣介石進行談判，雙方未能達成一致。8月13日，日軍對上海發動閃電式進攻，南京政府岌岌可危。面對日軍狂風暴雨般的突襲，蔣介石感到如果不組織全國性的抵抗，自身的統治也難以保持，於是，在紅軍改編等問題上的態度有所鬆動。國共雙方最后達成協議：主力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正、副總指揮﹔紅軍改編前后充任戰略游擊隊，執行側面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日軍大部並消滅一部的作戰任務。
紅軍改編前，毛澤東每天都在關注局勢發展，思考戰略方針問題。他深知這場戰爭的殘酷性和長期性，日軍兵力佔優勢，武器裝備精良，國民黨軍隊以170萬之眾都難以抵擋其大舉進攻，而當時陝北紅軍總共不到8萬人，改編后能上前線的隻有3個師4.5萬人。在敵強我弱、統一戰線又不鞏固的形勢下，這點力量如何在戰場上發揮最大作用，有效打擊敵人？如何積蓄力量，求得長期生存發展？如何堅持到最后，贏得勝利，將侵略者趕出中國？在關乎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冷靜思考，反復琢磨，逐漸有了清晰的認識。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陝北召開洛川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做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的報告並多次發言，他指出：現在已經開始政府的抗戰，而且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但人民還沒有大規模的參加，這就成為現在的弱點與今后的任務——使成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我們的方針最基本的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持久戰的結果是中國勝利。”
在全面抗戰、持久戰的認識基礎上，毛澤東又進一步提出創造抗日根據地的主張。他說，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鉗制和相機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為此，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括在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
這一戰略方針在會上引起了爭論。抗戰爆發后，紅軍指戰員群情激奮，急於到前線打一些大仗，顯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抗日的決心和能力。毛澤東所說的山地游擊戰、創造根據地，怎麼能在短時間內消滅敵人，達到保家衛國的目的呢？一些人感到難以理解。
為了讓指戰員明白這個戰略方針，毛澤東分析了主客觀實際情況，並打比方說：“紅軍開展游擊戰爭和創建根據地好比圍棋中的做‘眼’，我們已採取‘山雀滿天飛’的辦法，撒出了大批干部，到華北敵后組織群眾開展游擊戰爭。我們的主力部隊到華北，要像下圍棋一樣做幾個‘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敵人長期作戰。”
洛川會議以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鑒於會上的分歧沒有徹底解決，毛澤東十分擔心部隊在實戰中能否堅定不移執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9月中下旬，他接連5次致電前方，提醒他們要以最大決心實現這個戰略轉變。9月21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然而，隻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
為了堅持敵后的游擊戰爭，毛澤東后來又一再強調建立抗日根據地的重要性，並多次以下圍棋作比。1938年5月會見美國武官卡爾遜和發表《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時，毛澤東都說過：“八路軍、新四軍向敵后進軍，與日軍的攻勢形成了包圍與反包圍的關系，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錯的狀況，就好像是下圍棋。”“由於我們有許多的敵后根據地‘做眼’，就使我們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處於外線作戰。尤其是當我敵后根據地‘眼’與‘眼’相連時，更是從外線把敵人多方面包圍起來……”“在這個‘做眼’的問題上，表示了敵后游擊戰爭根據地之戰略作用的重大性。這個問題，提在抗日戰爭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國軍事當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擊戰爭領導者，均須把在敵后發展游擊戰爭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據地的任務，放在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把它作為戰略任務執行起來。”
如果把中日戰爭比作一場棋局的話，毛澤東確實是一位高明的“棋手”。他沒有在開局時急於“吃子”，而是在日軍佔領區內“做眼”。隨著棋局的發展，曾經不可一世的日軍不得不龜縮在大中城市和交通線上，被抗日根據地反包圍，成為一條“無眼”的“困龍”，等待他們的隻能是覆滅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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