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
毛澤東很快看到了這份報告，在4天后的10月6日批示：“此件寫得很好，印發各同志，值得一看。”
中央辦公廳將毛澤東的批示轉發到團中央，高勇見到了非常高興，立即送到胡耀邦面前報告說：“耀邦同志，主席對你的報告作了批示，稱贊寫得很好。”
胡耀邦也非常高興，抱怨了孫軼青一句話，說他隻看到標題上的25天和3600裡路，就斷定是跑馬觀花，“滿腦子形而上學”。
顯然，胡耀邦的這份報告有幾處使毛澤東寬心和滿意。首先是報告認為，農村形勢“確實比去年好”，而且說“群眾都說形勢比去年好多了”。其次，報告贊同毛澤東關於要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的指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在報告的第7條中，專門闡述了他對安徽農村出現的“包產到戶”做法的認識，認為這是“一種起過作用但具有危險性的做法”。積極方面是“調動社員的勞動積極性”，但是他認為這種辦法隻能是在抵御大飢荒時“暫時採用”，如果“發展下去，最終會導致降低整個社會生產力水平”。為什麼會這樣？胡耀邦沒有說。以當時情況推論，“包產到戶”與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點相抵觸。毛澤東認為，這條底線不能碰。
其實，胡耀邦這條意見中的觀點相互矛盾。一方面說“包產到戶”有“積極作用”，又說不能發展下去﹔既說“這種做法如大家還要干，仍可試行”，又說要允許不採用這個辦法，“以免被動”。
也由於這些原因，毛澤東對胡耀邦的報告是有限贊同，這從他批示之簡短可以看出，而且此后他再也沒有提及。
而胡耀邦對這個報告論述的思想卻在不斷思索，逐漸傾向乃至最后支持“包產到戶”。這種認識的發展過程，倒是胡耀邦的一個亮點。1982年10月，來到安徽視察的胡耀邦特地約請當年與他見面時積極介紹“承包到戶”的地、縣領導人，當面道歉，作自我批評說：“對‘責任田’的認識有先有后，當時我對這個辦法是不贊成的。”“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筆債。曾希聖同志搞責任田，我來調查過，我持不同意見，並報告了中央。”
（本文撰寫過程中，唐非、高勇、劉易晏、李彥先后接受了訪問，提供了寶貴材料，謹致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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