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波
四、1941年8月形成朱瑞、羅榮桓雙領導體制，軍事首長陳光威信急劇下降
為了解決山東抗日根據地的領導問題，黨中央再次做出了調整。在山東軍民反“掃蕩”的嚴酷斗爭環境中，為統一解決山東軍政領導和作戰指揮的問題，1941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央軍委決定：以分局會議為統一山東黨政軍民的領導機關，暫由朱瑞、羅榮桓、黎玉、陳光同志組成，朱瑞為書記﹔山東縱隊歸一一五師首長指揮，配合作戰﹔山東縱隊及一一五師合組為山東軍政委員會，羅榮桓、黎玉、陳光、蕭華、陳士榘、羅舜初、江華為委員，羅榮桓為書記。這樣的決定，等於再次明確了分局會議書記朱瑞是山東根據地的領導核心。在接到1941年8月19日中央來電的當天，山東分局就立即開會研究貫徹中央的決定。翌日，山東分局即回電中央，表示擁護黨中央的決定，同時報告了山東分局內部的分工。在山東分局委員的分工上，決定由分局書記朱瑞主持黨的組織工作，羅榮桓主持軍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陳光負責財委會工作。
讓一一五師代師長陳光負責財經工作，確實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調整。陳光指揮部隊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擴大與鞏固了山東抗日根據地，但同時也存在不少失誤。在陸房戰斗中，雖取得了殲滅日軍360多人的勝利，但卻是一場極為被動的戰斗。本來這一被動仗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由於陳光對敵情判斷失誤，造成一一五師師部被日軍包圍，部隊處境一度十分危機。指戰員們對現場指揮員陳光議論紛紛，有人甚至指責陳光“指揮失誤，受到些損失，不好向中央交待”。“要是羅政委在師部，就不會被敵人包圍了。”突圍成功后，大家卻找不到陳光，以至於一一五師師部還要派人去找陳光。陳光是紅軍一位高級指揮員，驍勇善戰，但在入魯后面對日偽頑的復雜的形勢卻有些不太適應，跟不上新的形勢，其急躁、固執的性格缺點日益暴露，聽不進別人的不同意見。不少干部對陳光很有意見。陳光的威望日益下降，影響了他作為軍事首長的權威。黎玉回憶說，羅榮桓糾正了陳光軍事戰術上的“硬拼主義”。“一位在軍事上負領導與指揮之責的同志，戰術上動不動就下死命令攻堅固碉堡，造成部隊重大傷亡。羅榮桓對此種戰術多次提出自己正確的意見，可是這個同志聽不進去。以后，羅榮桓又進行了多次耐心的說服工作。”黎玉這裡不點名地指出了陳光在軍事上的嚴重缺陷。
作為搭檔的羅榮桓沉著冷靜、處事謹慎、善於學習，以縝密的思考、冷靜的判斷和全面的分析來彌補陳光的不足，才使一一五師在山東取得了輝煌的戰績。
朱瑞也對陳、羅都給予了批評。1942年3月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劉少奇發了一封電報，轉述了朱瑞的意見和看法。“朱瑞在1940年來電，批評一一五師缺點非常尖銳，說軍政機關在組織與領導部隊上信仰不高，不能掌握政策，部隊紀律極壞，陳、羅之間不能團結，一一五師許多干部對陳不滿。不久陳、羅均來電要求學習或調動工作。”
這封電報說明此時陳光在一一五師的處境非常艱難，威信明顯下降。山東分局決定由羅榮桓負責軍事工作而將陳光改為負責財經工作，也說明陳光繼續負責軍事工作存在困難，否則的話無法解釋讓一一五師代師長去搞財經工作這一明顯不符合常理的事實。
在分局重新作出分工后，羅榮桓開始逐漸主持軍事工作，而陳光則面對現實，接受了這個變動。對財經工作這個全新而陌生的領域，陳光一直利用戰爭間隙，虛心學習鑽研，認真調查研究，提出了“開源節流、量入為出”的方針，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保障了部隊及非生產人員的供給，對建設、鞏固山東抗日根據地盡到了自己的責任。
1941年8月中央軍委對山東根據地領導的調整，仍未解決山東領導層的團結問題。這一點連中共中央書記處也承認，山東統一領導問題並未真正做到。1940年以來，日本加劇了對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掃蕩”，僅1940年就進行了29次大規模的“掃蕩”。在十分困難的環境下，山東分局、一一五師和山縱各主要負責同志，對反“掃蕩”策略和群眾工作等問題產生分歧。1941年7月1日，在致電黨中央時，朱瑞承認自己工作的失誤：“最主要的，乃是黨與群眾工作的落后。”1941年底，日軍出動5萬大軍對沂蒙山區進行規模空前的“掃蕩”，山東根據地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山東集中統一領導問題，已到非解決不可的地步。1942年2月2日，陳光、羅榮桓、陳士榘、蕭華致電山東分局並報北方局、黨中央，提出對山東分局領導的意見，稱這些意見“絕不是由於在困難中來抱怨”，“我———羅榮桓負主要責任”。在電文中，陳、羅、陳、蕭還系統地闡述了山東分局工作的缺點和不足。但朱瑞並不認同羅榮桓等的批評意見，他認為這“是不合適的”。2月4日，毛澤東在致劉少奇的電文中就說：“朱、羅相互不滿，發生爭論為時已久，中央未予解決。朱的毛病在浮。你經山東時請加考察，予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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