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全國各族各界人民的抗日斗爭【2】

（二）社會各界、各團體的抗日斗爭

工人階級一直是抗日斗爭的先鋒。七七事變中，地處前線的盧溝橋和長辛店地區的工人，就立即動員起來，支援抗戰。廊房事件發生后，廊房車站的鐵路工人，自動組織起來護路護廠，並派代表與當地駐軍聯絡，主動幫助駐軍解決困難。平津失陷后，平漢、平綏、津浦等鐵路工人抽調大批工人組成戰地服務團，參加救護、運輸、構筑工事等。當日軍向平漢、正太、同蒲路進襲時，沿線的大部分工人，都參加了各種形式的抗日團體，成千上萬的工人直接參加了工人游擊隊、決死隊和八路軍。八一三事變后，數十萬上海工人紛紛組織義勇隊、救護隊、宣傳隊、戰地服務團等，踴躍參加支前工作。有的工人憤怒搗毀日本人在上海開辦的工廠、碼頭、倉庫，不少工人離開日資工廠，寧可失業也不為日本人做工。

上海淪陷后，共產黨和進步工會以租界作掩護，運用合法手段將工人組織起來開展斗爭。華北部分地區淪陷后，隨著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敵佔區秘密工作的開展，廣大產業工人或參加八路軍，或建立自己的游擊隊。堅持抗日斗爭。以工人、學生為主要成分的山西工人武裝自衛縱隊，成為創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重要力量之一。正太鐵路、陽泉煤礦、榆次紗廠等單位工人，也都組織了自己的游擊隊。

工人階級還在工業內遷的過程中，起了重大作用。他們在敵機頻繁轟炸下，奮不顧身地保護機器，搶救國家物資歷盡艱險，使內遷工廠大部分平安到達內地，及時地恢復生產。在日軍飛機對重慶等城市的大轟炸中，工人階級以硬骨頭的精神，邊炸邊修，堅持崗位，繼續生產，使鋼鐵、造船、棉紗等各項工業增產，保証了抗戰物資的需要。

農民佔中國人口的絕大部分，是抗日武裝斗爭的主要參加者。全國抗戰爆發后，農民抗日救國會等團體發展極為普遍，僅在晉察冀地區，會員人數在數月之內就達到57萬人以上。在平津、淞滬抗戰中，戰地附近的農民踴躍出糧草、出民工，參加構筑工事、修筑道路，為部隊送水、送飯、抬擔架、救傷員。八路軍平型關大捷后，參加抬傷員和搬運勝利品的農民群眾即達數千人。中共山東黨組織領導的十余次抗日武裝起義，冀東黨組織領導的冀東20萬人的大暴動，其主要參加者均是農民。在華北、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大部分適齡農民參加了自衛軍、民兵和抗日游擊隊。八路軍、新四軍不斷發展壯大，主要兵員來自農民。在國民黨的軍隊中，農民成分也佔大多數。就某種意義上說，抗日戰爭實質上是以農民為主力軍的戰爭。農民不但是對日作戰的主要參加者，而且是全國人民賴以生活的糧、油、棉等農副產品的生產者。中國戰時經濟能夠維持，抗戰得以持久，農業生產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華北、華中等敵后，農民是抗日根據地的建設者和保衛者。無論是山區或平原，農村抗日根據地所以能成為抗日游擊戰爭的后方基地，傲然屹立於敵后，使日軍無可奈何，也是由於農民配合主力部隊，開展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等到處打擊敵人，形成全民皆兵的銅牆鐵壁的結果。

每當歷史上革命的緊要關頭，學生總是起著先鋒的作用。在平津、淞滬抗戰中，青年學生奮勇幫助部隊運送物資、構筑工事，僅北平就有數百名學生在戰斗中英勇犧牲。同濟大學等學校愛國學生和教職員工，在淞滬抗戰中建立起紅十字會醫院和救護所，全力搶救傷員。不少學校組織了戰時服務團，前往戰地服務，深入農村宣傳。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關頭，許多青年學生投筆從戎，報效祖國。淪陷區和大后方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千裡迢迢，奔赴延安，參加敵后抗日斗爭。從延安遷至涇陽地區，由胡喬木、馮文彬等人負責的安吳青年訓練班，團結了海內外的大批青年，其中包括漢、回、蒙、苗等民族，以及泰國、越南、緬甸、馬來亞、菲律賓等地的華僑。他們為了抗日救國，努力學習軍事、政治，被培養成抗日干部，一批又一批地輸送到前方和各條戰線，對抗日事業作出了貢獻。工業界的愛國企業家在工廠內遷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抗戰前，中國工業大部集中於沿海和東北地區。九一八事變后，東北重工業基地落入敵手。一·二八事變后，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的工業基地又受到侵略威脅。上海是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集中了民族工業的大批精華，一旦戰事擴大，沿海工業將首當其沖遭敵摧殘。一些愛國的有識之士早就對這一不利於國防的工業布局表示擔憂，一再呼吁把沿海工廠遷到到內地，以保存經濟實力。直到七七事變后，平津失陷，上海危急，日軍的炮彈打進了廠房，國民政府方被迫議決將沿海廠礦向內地遷移。1937年8月12日上海工廠聯合遷移委員會成立，機器業負責人顏耀秋任主任委員，新民機器廠負責人胡厥文和新中機器公司的支秉淵分別為副主任委員。在國民政府優惠內遷政策的鼓勵和有關部門的督導下，深明大義的民族工商業者、實業家，遷廠的熱情十分高漲。在淞滬會戰激烈進行的同時，中國近代工業開始了大規模的遷徙。遷廠工作極其復雜，困難重重，在日軍炮口下把大量的機器設備拆運出來，其風險更是顯而易見。尤其交通阻滯，運輸極為困難，鐵路車輛皆供軍用，工廠遷移均以民船經蘇州、鎮江轉輪上溯，途迂行緩，間受阻撓，困難殊多。然而，內遷各廠滿懷愛國激情，“誓不以廠資敵”，冒著連天炮火搶拆、搶裝、搶運，長途輾轉，歷盡千辛萬苦，陸續抵達武漢，以后又再度遷往四川等西南地區。有人稱此是“冷冰冰機器，每每涂上熱騰騰的血”。截至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內遷武漢之廠礦達137家，機器重2.57萬噸，隨同內遷的技術工人2300余名。整個工廠內遷工作持續到1940年基本結束，截至這年年底，共內遷民營廠礦448家，物資12萬噸，技工1.2萬余人。工廠內遷保存了一批近代工業的精華，為持久抗戰提供了重要經濟力量﹔同時促進了中國西南等地區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大后方民族工業發展的基礎。

商業界的廣大愛國人士，也是全國抗日斗爭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全國抗戰爆發前，商業界已在各地組織了抗日救亡的群眾團體。1936年2月，上海百貨業的職員、商店店員、銀錢業職員等各方面人士，即參加了上海職業救國會。1937年淞滬抗戰后，職業界救國會改為職業界救亡協會，抗日救亡工作得到進一步的開展。上海市商會成立了救國公債商界勸募總隊，提出了商店以就資本額承購5%，公債款項承購10%為標准的方案，積極認購公債，大力支援國家抗戰。不少商業界的人士，在財力上對抗戰作出了貢獻。在商業界廣泛開展的義賣捐獻活動中，從成都重慶等大城市到中小城鎮，從賣日用百貨到蔬菜水果，從大商行到小商販，普遍掀起義賣日和義賣競賽的熱潮。在義賣日，商店或貨主將所賣貨物所得，全部捐給國家，買主則以超過貨物價值的錢數付款，以增多捐款。商業界愛國人士開展的義賣活動，對全國人民的獻金、捐款、捐物等運動，起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文化界愛國人士開展的救亡活動，是抗日斗爭的另一條重要戰線。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正式成立，蔡元培、潘公展、胡愈之、茅盾、張志讓、沈滋九、嚴諤聲等83人為理事。該協會下設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上海戰時文藝協會、上海漫畫界救亡協會等，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在抗日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形勢下，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在漢口成立，老舍、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漢、巴金、郁達夫、鄭振鐸等45位著名人士被選為理事，周恩來被推舉為名譽理事。文協的誕生，進一步把全國各派文藝工作者，在共同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爭取中華民族自由解放的偉大宗旨下團結起來，形成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文藝武器團結人民、打擊敵人。文協成立后，相繼在成都、昆明、長沙、襄樊、金華等城成立了文協會和通訊處。文協創辦的刊物《抗戰文藝》，主題鮮明，文筆生動，熱情宣傳抗日勝利和歌頌抗日英雄事跡，憤怒聲討日本侵華罪行和漢奸的賣國行為，有很強的戰斗性。淞滬會戰中，文協組織了30多個宣傳隊和40多個慰勞團，並向前線派出多個戰地服務團。1937年9月18日這一天，為紀念九一八事變6周年，文協和40多個抗日救亡團體組織了3000多人的宣傳隊，上街開展聲勢浩大的抗日宣傳，要求政府抗戰到底，絕不中途妥協。1938年4月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管文化工作的第三廳正式組建，廳長郭沫若，副廳長范壽康、范揚。第三廳人才濟濟，從廳長到科員幾乎都是當時中國文化界的名流巨子。因此，時人盛稱第三廳是“名流內閣”。第三廳編制300人，附設4個抗敵宣傳隊。10個抗敵演劇隊，1個孩子劇團，1個漫畫宣傳隊，1個電影制片廠，5個電影放映隊，在武漢乃至全國的抗戰文化宣傳運動中起了重大作用。宗教界的愛國人士，也紛紛起來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法西斯侵略罪行。全國抗戰爆發后，不少地區的佛教、回教等宗教界，組織了救國會、救難協會等救亡組織，參加抗日宣傳、救護等工作。西藏哲蚌寺大格西喜饒嘉措大師，發表《告蒙藏人士書》，揭露日本軍閥標榜信奉佛教，卻完全違背教義，進行燒殺搶掠。日軍飛機炸毀蘭州唐代著名建筑普照寺（俗名大佛寺）后，甘肅省佛教會通電全國及駐華各領事館轉各國教會，進行譴責和抗議。武漢會戰期間，武漢基督徒為國難舉行祈禱，並呼吁全世界同道，本基督舍身救世之精神，繼續與我密切合作，以期伸張正義，實現和平。中華公教進行會在漢口天主教堂舉行大彌撒，追悼陣亡將士及死難平民，並散發傳單，號召天主教友積極支持抗日戰爭。天主教徒於斌還赴美國120余城市旅行，向羅斯福總統及紅十字會等團體，共募款80余萬美元，支援抗戰。伊斯蘭教徒在漢口舉行反侵略祈禱大會，到會的有全國各地教徒代表千余人，白崇禧在會上號召全國五千萬回教徒，以實際行動參加抗戰。

中國婦女歷來具有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后，廣大婦女以空前的規模，投身於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1937年7月22日，在上海成立了最早的全國性婦女抗日救亡的組織—中國婦女抗敵后援會，該會由何香凝、宋慶齡等婦女領袖倡議，有知名人士宋靄齡、於鳳至等參加。1937年8月1日，在南京成立由國民黨領導的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簡稱婦慰會），宋美齡任主任委員。在該會的號召下，全國大多數省市成立了以省長、市長夫人為首的婦慰會。何香凝領導的后援會與宋美齡領導的婦慰會，在指導思想和工作方法上雖然不盡相同，但抗日救亡的目標是相同的。上述兩個婦女抗日救亡組織的成立，對於全國婦女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為了拯救在戰火中掙扎的兒童，鄧穎超、李德全、劉清揚、沈滋九等人，聯絡各黨派和各界，於1938年3月10日在漢口成立中國兒童保育會，宋美齡、李德全分任正副理事長，鄧穎超為常務理事，這是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后建立的一個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婦女救亡團體。此后，在許多地區都建立了兒童保育會的分會。

1938年5月，宋美齡邀請各黨各派各地區婦女領袖到廬山舉行婦女工作座談會。中共方面的鄧穎超、孟慶樹參加了會議。會上宋美齡提出將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改組並擴大成為全國性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的總機構。改組后的婦指會，在各派的共同努力下，做了許多有益於抗日的工作。在1938年淞滬會戰周年紀念時，該會僅在武漢一地就動員了400多個團體，組織了380多個宣傳隊，開展聲勢浩大的保衛武漢宣傳活動。在紀念九一八事變7周年的活動中，婦指會發動全國婦女趕制了10萬件寒衣。在1939年3月發動的獻金活動中，共籌得抗戰資金法幣63萬余元。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隨著抗日游擊戰爭的發展，婦女抗日救亡運動也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1937年9月，中共中央頒布了《婦女工作大綱》，以動員婦女力量參加抗戰。1938年至1939年，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婦聯、婦救總會先后成立。陝甘寧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有會員17萬人，佔該邊區婦女總數的2/3﹔晉察冀邊區婦女抗日救國會，下屬30個縣婦救會，有會員26萬余人﹔晉冀豫邊區下屬73個縣婦救會，有會員59萬余人﹔晉西北婦聯總會下屬縣婦聯30個，有會員9萬余人﹔山東婦救總會下屬縣婦救會50個，有會員39萬余人。

在各級婦救會的組織和動員下，廣大婦女忘我地支前、參戰和挑起生產重擔。“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成為抗日根據地婦女的普遍行動。僅在一次參軍運動中，山東10個縣和冀中7個縣，就有5200名婦女親自將兒子、丈夫送上前線。婦女在支前中，組織看護隊、洗衣隊、縫衣隊、慰勞隊和運輸隊等。1939年晉西北婦女為慰問八路軍組織競賽周，趕做軍鞋5萬余雙，襪子2萬余雙，背心4000余件，寫慰問信6000余封，還給部隊送去大量的豬、羊、雞以及生活日用品。婦女還積極參加農業生產，解決抗日軍隊的物資供給。1938年，陝甘寧邊區參加紡織的婦女有2萬余人，紡車10萬輛，織布機4500台，紡紗50萬斤，織布2.2萬匹。另外還有數萬婦女開荒、植樹、養豬，在生產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除了支前、生產外，婦女們還組織了自衛軍、姐妹團，擔負放哨、巡邏和掩護群眾等任務。據1940年統計，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共有200余萬婦女參加自衛軍和民兵。即使在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游擊隊和東北抗日聯軍等部隊中，也有相當數量的女指揮員、女戰斗員、女政治工作者、女醫務工作者，與日軍進行直接戰斗。康克清、李貞、陳少敏、吳仲廉、楊克冰、危拱之、趙一曼等，就是她們中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