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思念 永遠的豐碑【2】

懂了白菜，就懂了民心

父親出身貧苦，年僅四歲就失去了父母雙親，小時在農村長大，后來進城到商務印書館當學徒、做店員，這些經歷讓父親對人民群眾有很深的理解，也懷有很深的感情。這也是激發他后來投身革命的強大動力。父親經常告誡我們不能脫離群眾，工作中他也是時時處處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新中國成立初期，父親開始主抓財經工作。他提出重要民生工作“必須安排在前”的方針，老百姓的吃穿用度，哪一樣短缺了他都睡不好覺。他常說的兩句話就是：“民以食為天，食以糧為主。老百姓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他對我們說，在舊社會，舊政府對貧苦群眾不關心，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現在共產黨當政，中國剛剛解放，經濟不怎麼發達，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首先就要解決老百姓的吃穿問題，最主要的是解決吃的問題。在他眼中，大白菜也是政治問題。從那個年代生活過來的人，都不會忘記冬儲大白菜。當時，大白菜可是北方老百姓飯桌上的“當家菜”，燉、炒、熬、熘、涼拌、包餃子，大白菜都是絕對的主角。父親說，冬季老百姓就是靠大白菜、土豆這兩種東西過冬，賣得太貴了他們會買不起，沒菜吃不行啊！他就讓秘書告訴管理部門，大白菜的儲存、運輸等每一個環節都要搞好。到了1982 年，已經77歲的父親還給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寫信，要求務必組織好大白菜的生產、流通和消費，避免冬季爛菜問題的出現。一直到他病重期間，父親依然關心著北方的大白菜。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許多人都因為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當時還在上大學的偉力也生了病。后來母親告訴父親，她從一本刊物上得知，得浮腫病的原因主要是蛋白質不夠，如果每人一天能補充二兩大豆的話就可以解決這一問題。父親聽后，馬上給東北打電報調大豆進關。后來父親又了解到，一公斤體重需攝取蛋白質的最低量是一克，按平均體重70 公斤計算，每個人一天至少需要70 克蛋白質。由於當時國內的大豆產量有限，父親就要求首先解決大中城市的供應問題。為了達到蛋白質的攝入標准，父親還想方設法解決必需的副食品供應問題。他算得很細，比如一個月有5 斤魚和肉，再加上主食和蔬菜，就能夠基本滿足城市人口的蛋白質需要了。

那時短缺的不僅僅是食物，有一段時間市面上女同志的發卡都買不到。父親知道后說這怎麼行？多少萬群眾，連女同志兩個發卡都買不到。他要求撥出一部分鋼材解決這個問題，不然群眾要罵娘的。發布票在當時也被嚴格管控，一年就幾尺布。1961 年，正在杭州開會的父親給商業部長打電話，叮囑當年發給老百姓的布票絕對不能比上一年少。那個年代人們穿的都是棉襪子，不結實。父親聽說可以用尼龍絲織襪子，就給紡織工業部和外貿部打電話，說你們趕快研究尼龍絲，我們要解決老百姓穿襪子問題。他說你別看這些東西小，但關系到千家萬戶的生活，要是老百姓因為供應斷檔了買不到，那就是大事。他還給冶金部部長打電話，要他調質量好的鋼材給輕工部，用於生產質量好的針。

父親有個愛好，喜歡周末帶著我們在公園裡散步。他說不光是看風景，主要是看群眾都在干什麼，看到群眾安居樂業的樣子，心裡就感到高興。可是有段時間，父親突然不去了，我們都感覺很奇怪。一天，父親正在聽廣播，陳元問他為什麼最近不去公園了，父親先是沉默了半分多鐘，而后關掉收音機，神色凝重地說：“現在老百姓吃不上飯，我怕見了群眾不好說。”在那之前，年幼的我們根本不理解人民群眾的吃飯問題會在他心裡頭引起這樣強烈的感受。父親主持財經工作期間有一個習慣，就是逛市場。東安市場、東單菜市場、西單菜市場，他全都轉過。他也喜歡逛百貨商場，他說一看商品的檔次，一看貨全不全，就知道現在經濟發展得怎麼樣。所以一有時間，父親就到市場去看看，詳細了解每天賣了多少斤糖，多少斤點心，回籠了多少貨幣。我們住的北長街的那個雜貨鋪他也去看過，他跟我們講，別看小店隻有5平米，老百姓卻離不開它，因為小孩的鉛筆、筆記本，還有橡皮、墨水、毛筆都在那兒買。父親進到店裡時，就坐那兒看著老板怎麼忙活生意。有個戴瓜皮帽的人總是拿著個水煙袋坐在后頭抽，他說這個人是在思考進什麼貨，出什麼貨，該給顧客准備點什麼東西。后來他把這個例子到處引用，說我們需要有這種戴瓜皮帽、拿水煙袋的人，能夠站在較遠的地方去看全局。父親就是這樣從日常生活角度去觀察和關心群眾生活，去思考國家經濟應該怎麼管理。

父親還十分關心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況，並盡可能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20世紀80年代初，科協讓母親轉交給父親一封信，北京航空學院一位教師在信中反映中年知識分子生活、工作負擔重，工資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父親看了以后，覺得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就開始進行調查研究，還從曾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偉力那兒了解情況。偉力自己生活待遇也很差，生孩子后單位分給她一間9平米的房子，沒有廚房，放一張床，一張桌子，就沒空間了，幾十塊錢的工資也是多年不變。那時，父親又恰好收到全國政協關於知識分子政策落實問題調查組寫的報告，反映的也是這類問題。父親就直接致信中央常委：“這是國家的一個大問題，確實要下大決心，在今明兩年內解決，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我們基本建設每年要用500多億元，為什麼不可以用十幾億來解決知識分子的問題呢？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應當看成是基本建設的一個項目。我們把錢用在中年知識分子身上，是好鋼用在刀刃上。”他說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貴財富，搶救知識分子，搶救他們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后來，父親的那封信得到了小平同志和其他常委們的贊成，信中的意見也被中央有關部門在工資改革中所採納。

父親反復對我們說過，全國人民吃飯穿衣的問題都在他肩上，這個擔子非常重，責任非常重大，他一定要讓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穩步前進，一年更比一年好。父親的這種強烈的責任感，源於他對群眾真摯而深厚的感情。他是時刻把老百姓揣在心裡，樂群眾之所樂，憂群眾之所憂，群眾生活得好，他打心眼裡高興，群眾生活得不好，他心裡比誰都自責、都難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