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偉力 陳元 陳偉華 陳偉蘭 陳方
為人民用權，過百姓生活
父親長期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雖然身居高位，手握重權，但他從來不以自己的職位自居，也從來不輕易使用手中的權力，更不把這份權力用在自己和家人身上。父親常說，權力是人民給的，必須要用於人民，要為人民謀福利。父親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1962 年，為了回籠貨幣，市場上開始銷售一些高級點心、糖果和其他高價商品。那年夏天，母親給他買了一床高價毛巾被，買完了以后還挺高興的。可等到第二天報紙就登消息說，國家經濟已經恢復到一定水平，高價產品就此取消，所有產品降為平價產品。我母親就有點抱怨父親，怪他為什麼不早點告訴她，害她花了冤枉錢。可父親說，“我是主管經濟的，這是國家的經濟機密，我怎麼可以在自己家裡頭隨便講？我要帶頭遵守黨的紀律”。的確，父親的組織性、紀律性特別強，從來不會把國家機密向家人透露，或者作為聊天的談資給我們講，從來沒有過。
1971年發生了“九一三”事件，10月份以后，這件事開始從中央向地方逐級傳達。當時偉力正在江西照顧父親，有一天，父親得到通知到省裡聽傳達文件。他走后偉力就一直擔心，怕他回不來。偉力非常清楚地記得，那天父親是下午去的，天快黑了還沒回來，她就在路口上看了好多次。父親回來后，偉力就急著問，都說了些什麼？父親說：“現在還不能告訴你，這個事情會傳達，但是要等到文件規定傳達到你這一級的時候，我才能講。”這之后偉力又催問了好幾次，他說還不可以，因為沒到時間。偉力就對他抱怨說，人家的爸爸都跟孩子講好多事。他說他就是不可以，他不是那樣的人。一直到文件規定可以傳達的時候，父親才正式地很嚴肅地給她講了關於林彪叛逃的事情。父親一生經手的錢財無數，但自己卻兩袖清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反復跟我們強調要公私分明。1959 年，母親去杭州陪父親休養，父親囑咐母親這期間不能拿工資。於是母親回到北京后，將自己2200 多元的工資如數退還給了單位。1971 年偉力去江西照顧父親，他又對偉力說，“國家發給你工資是讓你給國家做事，你來的這段時間沒給國家做事，就不應該拿工資”。當偉力1972 年回到物理所的時候，也把這一段時間的工資退還給了單位。
父親在使用權力方面不搞特殊化，在生活待遇方面也堅決反對搞特殊化。自1949 年進京，我們一家人在西城區北長街的一處老宅子裡住了整整30年。由於房屋年久失修經常漏雨，機關行政部門提出翻修一下，父親堅決不同意，他說：“房子大修要花許多錢，隻要不漏雨就行了。”1976 年唐山發生大地震時，父親辦公室的南牆被震出一米多長的寬裂縫，后勤部門請技術人員檢查后發現整個房屋結構存在安全隱患，提出把老房拆掉，再在原址上建一幢新樓。父親還是不同意，他說：“雖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這樣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會脫離群眾，影響不好。”后來就給他在辦公室用鋼管搭了一個防地震的架子，上面鋪著厚木板。他就坐在那個鋼框框裡，在那個鋼架子底下見了好多中央領導同志。之后我們搬進中南海，父親一看房子這麼大，就跟母親說，咱們還是回北長街住那個小房子吧，嘮叨了足足有半年時間。后來大家都勸他，還是在這邊比較安全一點兒，他才同意。不過父親明確提出，房子不要再花錢重新裝修，就按原樣住。后來工作人員發現客廳的窗帘太破舊了，就趁他出差的時候換了新的，誰知父親回來看到后，立即要求把窗帘換回來。此后，直到他去世，房子依然舊貌如昨。父親外出一是從不坐專列，二是專門對各地領導提出要求：不收禮，不吃請，不迎不送，不請不到，以免干擾當地的工作。20 世紀50 年代末，他在鄭州參加完會議后，省裡負責接待的人員給他在的那節車廂裡送了兩三隻雞。火車到下一站停車加煤加水時，他就讓省裡領導把那幾隻雞收回。為了這個事情，他整整發了一個星期的脾氣，覺得這是腐敗作風。父親平時生活異常儉朴。他的外衣一般都比較整潔，但毛褲、毛衣、秋衣都是補丁摞補丁。他的毛褲是1961年買的，一直穿到去世，足足穿了34年，身邊工作人員多次建議給他換條新毛褲，他都沒同意，說毛褲穿在裡面，補一補沒關系。他的一件麂皮坎肩，是遼沈戰役的戰利品，也穿了幾十年。他的刮胡刀，刀架是1935年9月從上海秘密去蘇聯之前買的，一直用到去世，用了整整60 年。“文革”期間的一年夏天，陳方跟父親坐在一起聊天。天氣熱得很，汗流浹背的父親讓陳方拿一件換的背心來。陳方把父親換下的舊背心拿到椅背上晾，發現衣服已經破了一兩個洞了。陳方說，“爸爸，要不我給您買一件新背心去吧”。父親搖搖頭說，“這個能湊合穿就湊合穿，背心穿在裡面也看不出來，不用換新的，最多補補就行了”。
父親生前就常教導我們，什麼東西都不能浪費，任何資源都要愛護，這些東西都來之不易。尤其是北京市的水資源比較緊張，節約用水不光是我們自家的事，也關系到整個國家水資源的問題。他在日常生活當中也做到了這些。每次洗臉他都是先把香皂拿在手裡，打開水龍頭沖一下馬上關掉，打好香皂后再把水龍頭打開，把毛巾沾濕擦兩下臉。他用的水很少很少，包括刷牙、漱口。他常說，如果不節約用水，將來子孫后代會罵的。幾十年來，我們家裡的水池旁一直貼著一個“節約用水”的字條，提醒孩子們增強節水意識。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父親經常工作到深夜。秘書看他身體日益消瘦，就同保健醫生商量，是不是中餐單獨炒一小盤肉菜給他。父親聽后說，他現在比在延安吃得好多了，不必單獨炒菜。身邊工作人員隻好作罷。他老人家從來沒有吃過燕窩、魚翅、海參這些所謂的高級菜，西紅柿炒雞蛋就算是好菜了。連廚師都說，首長一年到頭就吃幾樣普通的家常菜，他做菜的技術總提高不了。
我們做子女的，受父親的熏陶，崇尚朴實，不去追求奢侈，更不會大手大腳地花錢。在這方面父親平常對我們多是言傳身教，沒有什麼更多的說教，卻讓我們看到了艱苦朴素的真正含義。
父親的晚年生活，多半是享受天倫之樂，但他腦中依然常常想著國家的經濟和外交大事。父親病重時，陳元陪著國務院一位領導同志去看望他，期間談到國家一些重要的經濟指標。父親躺在床上對那位同志說，你有一個數字說錯了，並清清楚楚講出當年的稅收是多少。那位領導同志回去后查了，第二天特別興奮地跟陳元說，“老人家記得比我們都清楚”。后來父親病情惡化，發高燒神志不清，嘴裡還頻頻念著小平、先念同志的名字，說小平同志你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先念啊這個事咱們商量商量。看著父親病成這樣，腦子還不休息，我們心裡覺得特別難受。對他個人身后事的交代，他就說一件事，讓我們好好照顧母親。
1995年4月10日下午2點零4分，父親終於停止了思考。父親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麼財產，也沒有為世人留下一部回憶錄，但他的思想精神、品格風范，卻是令我們受用終身的寶貴財富。父親在我們心中樹起了一座不朽的豐碑，值得我們景仰一輩子、學習一輩子。如今，我們幾個子女也都已過花甲或古稀之年，也許是年齡越大感情越脆弱的緣故吧，有時一想起父親那爽朗的笑聲和諄諄的教誨，淚水總是抑制不住。雖然與父親共同生活了幾十年，但是我們覺得還遠遠不夠。父親誕辰110周年的日子到了，我們想對父親說：我們愛您！我們永遠懷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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