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思念 永遠的豐碑【3】

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事業重如山

父親的一生，遭遇過許多波折。但無論身處何種環境，父親從不氣餒，也從沒有對黨的事業喪失信心。正如他在延安時期所說的，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要能夠堅持真理和信念，做到“五不怕”：不怕孤立，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開除公職，不怕殺頭。

在我們十幾歲的時候，一場政治風暴悄然來臨。上世紀60 年代初，父親經過調查研究，認為可以用包產到戶的辦法提高農民的積極性，以便恢復農業的產量，並准備把自己的意見向上反映。有同志提醒他這樣做會有風險，但他說，我擔負全國經濟工作的領導任務，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此事提與不提，變與不變，關系到黨的聲譽，關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辦法，怎能延誤時機。后來父親的意見果然沒有被接受，而且他還因此受到了冷落和批判，職位也被架空。但父親表現得很冷靜、很坦然，從不找人訴苦，也從不發牢騷，就是聽評彈。母親告訴我們，那期間父親曾跟她說，不以成敗論英雄，還說自己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言語間滿是自信和淡定。

后來到了“文革”，父親受到嚴重沖擊，處境變得更加艱難。我們隻記得那時候文件也不往父親手裡送了，會議也都不讓父親參加了。那期間，父親的話雖然變少了，但無論別人說什麼，他從來沒有表現出沮喪或者垂頭喪氣的情緒，倒是我們幾個子女有些慌。

1967年初的一個深夜，一群造反派闖進了我們在北長街的家，不由分說就動手又抄又搶。當時隻有偉華獨自在家，造反派沒抓到父親，就把偉華揪住審了一通，隨后在家裡的地上和牆上到處涂上“打倒陳雲”的大標語。氣極了的偉華沖著他們大聲喊：“父親從來沒有反對過毛主席！”那次抄家后，偉華被接到了父親的住處。知道來龍去脈后，父親哈哈大笑說 ：“沒關系，如果造反派來了，我跟他們評理，我不怕他們！”偉華清楚地記得父親說這句話時的情形：老人家一邊說一邊甩起雙臂，做出走正步的樣子，意思是革命的路還要堅定地走下去。他后來對我們說，有一些老干部，本來身體不錯，就是“文革”中對於受批判沒有精神准備，對自己被打倒、靠邊站想不通，就郁悶，然后生病，病情惡化，結果病故了。他說，要想得開，保重身體，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去生那個無謂的氣。我們感覺出，父親確確實實是一個老共產黨員，早已把個人榮辱和生死置之度外，他的那種堅定的信念，真的是任何風浪都打不垮。在“文革”的那種狂熱狀態下，父親的鎮靜與自信也給了我們極大的精神支撐。

1969年，父親被迫離開北京下放到江西“蹲點”。第二年，偉蘭到江西照顧父親，感覺老人家精神非常振作。江西的居住和工作條件很差，當時按照周總理指示，江西省一位負責同志把家裡唯一一套暖氣拆下來給父親安裝上，但由於房子密封性不好，屋裡的溫度仍然很低，一窩老鼠甚至在沙發底下安了家。在那兩年半多的時間裡，除到化工廠“蹲點”和到附近工廠農村調查研究外，父親幾乎把剩余時間都用在了讀書上。他給自己制定了一個讀書計劃，重新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資本論》《列寧選集》《斯大林文選》《毛澤東選集》等經典著作。父親對偉蘭說，你看我在這兒讀書思考，過得非常有意思。他竟然把下放變成了靜下心來學習思考的難得機會，似乎還很享受。后來我們翻開父親讀過的這些書，清楚地看到他用鋼筆和不同顏色的鉛筆在上面畫的大量的道道、杠杠、圈圈，以及寫下的一些批注。當時父親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又身處逆境之中，看著這些熟悉的字跡，可以想見他老人家是怎樣全神貫注地讀著書，又是怎樣專心致志地思考著有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問題。這是何等的境界和襟懷呀！

在這期間，父親除了把思想集中到自己一生關心的重大問題上，還從理論學習中尋求解決自己思想困惑的辦法。他說：“過去我只是有實踐經驗，現在我又有了理論。又有理論，又有經驗，將來無論再遇到什麼事，我都不怕了”。他也反思了自己幾十年的工作實踐，深信自己的主張是對的，深信歷史終會作出正確的評價。他經常講的一句話就是“事實是硬的，歷史是公平的”。

父親向來謙遜低調，“不居功，不自恃”，是他老人家為人處世的准則。他從不主張宣傳自己，在他生前，有關他的書籍少之又少，甚至報刊上的報道也很少。比如大家都公認他在“四保臨江”戰役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可但凡是有人描寫這段歷史，父親都把自己的事情全部勾掉。新中國成立初期，父親已是黨中央的五大書記之一，但他始終要求在待遇上、宣傳上不能把他和毛主席、少奇同志、周總理、朱德同志並列，不僅把給他定的一級工資標准改為二級，還堅持將蘇聯政府贈送給他的汽車退回。黨的八大后，叢書《紅旗飄飄》要給每個政治局常委都登一個小傳，父親始終不同意登他的部分。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曾經有一家電視台拍了一部《陳雲出川》的電視劇，剛播出幾集，父親知道了，馬上要求電視台停播。中央安排出版《陳雲》畫冊，父親特別交代說，不能光突出他一個人，因為事情是大家做的，是集體做的。父親在收到送審書稿后，既不點頭，也不退稿，就在書桌裡壓了好幾年。他病重期間，中央有關部門再三上門勸說，他還是一個勁地推脫，直到他去世后畫冊才正式出版。父親的一生，總是顧全大局，從不計較名位，對職務的升降變動看得很淡。雖然他很早就進入中央的領導核心，但他在各種場合從來不提這段歷史，也不讓別人提，以致很多人至今不了解這段歷史。“文革”期間，父親跌入政治深谷，僅僅保留了中央委員的頭銜，他也是很淡定地看待，沒有任何怨言。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父親復出工作，他全力支持小平同志，處處維護小平同志的地位。由於其他領導同志兼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中央征求父親意見，看能不能讓兼職的同志在常委裡往前排，父親不假思索就同意了，非常痛快。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父親當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活躍之下人們思想上准備不足，黨內少數干部出現了一些違反黨紀國法的現象。那段時間，父親明顯流露出對經濟犯罪情況比較嚴重的擔憂，他對不良社會風氣是非常反感的。有一天，父親正在看《人民日報》的一篇評論員文章，對文中批評的不請吃飯辦不成事，“四菜一湯生意平常”、“八菜一湯獨霸一方”的現象非常反感，並用紅筆劃了出來，還叫偉蘭過去看一看，說這麼搞下去絕對不行！ 1980年11月，父親嚴肅提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父親下定決心堅決不當“老太婆紀委”，要當就當“鐵紀委”，要狠抓整頓黨風，嚴打經濟犯罪。

父親對反腐之所以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是源於他對黨的歷史的了解。他深知共產黨一步步成長起來，成為全國人民的領導和精神支柱，靠的是群眾的支持和信任。所以他老人家最怕的就是脫離群眾，最怕的就是群眾的不信任，在他看來，離開了群眾的信任，那是不可思議、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覺得，共產黨一絲一毫的腐敗都不能有，要徹底地清除。他提出抓黨風、抓反腐敗，首先要從黨的高級干部抓起。他說，“這些事情都是上行下效的，領導干部帶頭守法，下面就不敢亂來，領導要是自己開了口子，那下面就亂套了”。在那些日子裡，年近八旬的父親不顧年老體衰，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打擊經濟犯罪上，每天都在思考著這件事。

反腐敗是要冒風險的，當時確實有領導同志遭到了腐敗分子的報復。父親心裡十分清楚自己和家人面臨的危險。他特意讓秘書提醒我們，現在全國嚴打，打擊刑事犯罪和經濟犯罪，你們要注意安全，回家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小心在后頭有人可能會拿車撞你們，或者拿刀子捅你們。我們感覺得出，父親當時心裡承受著不小的壓力，但他沒有畏懼和退縮，而是下定決心，一定要制止惡性經濟犯罪行為的蔓延，得罪多少人也在所不惜，甚至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他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是准備人家打黑槍，准備折子折孫的!”現在回想起來，父親當時的那股凜然之氣依然讓我們感到深深的震撼，無私方能無畏，為了黨的事業，父親豁出去了。

父親在晚年經常書寫一個條幅：“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事業重如山。”我們明白，這是父親真實心跡的自然流露。父親的一生，心中隻有黨和國家的事業，從不考慮個人利益，在黨和國家的事業面前，他個人的榮辱、得失、安危實在算不了什麼。也正因為這樣，他才能夠經受住逆境、順境和險境的輪番考驗，做到失意時泰然、得意時淡然、臨危時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