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樂
《挺進報》
一個女同志，按照約好的時間和接頭暗號，來到成崗家裡。這個女同志是個安詳穩重的人，不到三十歲，中等身材，衣著朴素，藍旗袍剪裁得很合身。她坐下來不慌不忙地告訴成崗：“我姓江，江雪琴……我的歲數比你大一點，你就叫我江姐吧。”
這是小說《紅岩》中，江姐出場的場景。這次接頭中，她把《挺進報》的工作交接給成崗。
《紅岩》還原了大量的歷史情景，很多人物、細節與真實的歷史高度一致，比如江姐身穿藍旗袍的經典形象。在很多當事人的回憶中，江竹筠最常穿著的就是一件藍旗袍。
《挺進報》最初的創辦人之一吳子見，回憶第一次見到江竹筠時這樣寫道：她這天穿的是毛蘭布旗袍，外面罩一件深紅色的薄呢短大衣，是一個普通城市婦女的打扮。
不過，歷史上的《挺進報》並不是江姐交給成崗的。
《挺進報》誕生於1947年。那年年初，國民黨當局在重慶悍然封閉了公開的中共四川省委機關和《新華日報》，人員強制遣送回延安。國民黨原本以為以此能斷絕中共在國統區的聲音，沒想到卻冒出一份油印小報，迅速傳播著“紅色”新聞。
這份小報是由幾個暫時和黨組織失去聯系的年輕人編輯印制的，主要人員包括陳然（“成崗”的原型）、蔣一葦、劉镕鑄、吳子見。
“紅色”小報很快引起了重慶地下黨組織的注意。剛出了兩期，彭詠梧就找到了吳子見，幾個“失聯”的地下黨員歸隊。油印小報定名為《挺進報》，成為重慶市委機關報，由彭詠梧直接領導。
因為彭詠梧擔負工作很多，不可能在《挺進報》上花大量的時間。一個初秋的下午，作為彭詠梧的助手，江竹筠出現在吳子見的面前。
吳子見回憶，江竹筠囑咐我們以后不要再收聽廣播了，全部廣播稿由她提供。同時老彭還決定，每期報紙除了交給劉國鋕同志一部分外﹔其余全部交給江竹筠同志去分發。從此，江竹筠同志在《挺進報》方面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
江竹筠那年隻有27歲，卻已經從事了多年地下工作，斗爭經驗比陳然、吳子見等幾個年輕人要豐富得多。她那時候就是幾個年輕同志口中的“江姐”。
因為負責編輯工作，吳子見有很多資料和稿件存放在屋角的一個箱子裡。常年地下工作養成的習慣，讓江竹筠對於這隻箱子很不放心，經常主動幫他清理，燒毀一些不必要的東西。
有次，吳子見在街面上碰上江竹筠，正好有事要談，便高興地打了個招呼。不料，一向熱情的江竹筠卻對他熟視無睹，看也不看他就走了過去。碰了釘子后，吳子見才意識到自己的魯莽，他和江竹筠的關系是地下工作，兩人公開的身份沒有交集，不能公開往來。
《挺進報》絕大部分的發行工作都由江竹筠負責。每期報紙，經過她的手分發出去的大約有一千六七百份。這是整個工作的最后一環，危險性不言而喻。
地下黨員王珍如曾經參與了一次投遞工作。據她回憶，當時江竹筠和她像一雙出門逛街的小姐妹，提著一個綠色的帆布旅行袋出發了。第一站是民生路郵局，江竹筠四下望了望，王珍如也學著她的樣子觀察一下四周。沒等她轉回頭，旁邊的江竹筠已經從旅行袋裡抽出信封扔進了郵筒。上半城的投完了，兩個人又轉向了下半城……為了讓敵人摸不到郵路的規律，整個城區的郵筒被投了個遍。
《挺進報》除了在地下黨組織內發行，更多的是隨機投遞，讓盡可能多的人了解到真實的新聞和中共的聲音。不過，在解放戰爭進入反攻之后，他們也選擇一些特定的報紙投遞對象——國民黨軍政要員。
1948年3月初，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收到了一封“親啟”信，信封裡就是一份《挺進報》和一封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警告信。朱紹良又驚又怒，把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召去臭罵了一頓。
二處其實是國民黨特務組織在西南的領導機關，徐遠舉另一個身份是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大特務頭子。《紅岩》中頭號反派徐鵬飛的原型。
1949年12月，徐遠舉在昆明被捕。據他在交代材料中供述：“一進門就熊了我一頓，朱對人外柔內剛，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禍事來臨。果然，他交給我一封信。這是一封警告信，內中還夾有一份《挺進報》。”
中共地下黨的《挺進報》在眼皮底下大行其道，甚至直接寄到了自己的辦公室，讓朱紹良火冒三丈，徐遠舉更是惱羞成怒。一場從《挺進報》開端，牽連整個重慶地下黨組織的大搜捕開始了。
此時的江竹筠和彭詠梧，已經離開重慶半年有余，但他們都沒能脫離厄運。
“孩子能記得父母嗎？”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按照上級指示，中共川東特別區臨時工作委員會在重慶成立，決定在國民黨統治的心臟地帶發動武裝斗爭，配合人民解放軍戰略反攻。
彭詠梧主動請纓，去下川東組織領導武裝起義。
所謂“下川東”，指的是重慶以東、萬縣至三峽沿江兩岸。這片區域位於四川、陝西、湖南的交界，地形險要，適合開展游擊斗爭。而且，這裡是彭詠梧早年開展革命活動的地方，他了解這裡的群眾基礎較好，下川東農村“像一堆干柴，一點就著”。
川東臨委任命彭詠梧為下川東工委副書記，江竹筠作為他的聯絡員一同前往，而吳子見因為北平的一個聯系人被捕，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彭詠梧把他也帶上了。11月，三個人離開重慶，乘船前往下川東。
彭詠梧等人的工作迅速而卓有成效，聯系游擊隊、找武器、發動群眾……起義時間被確定為來年1月30日。
新年將至，江竹筠卻不能和丈夫一起在下川東過元旦了，她還有一項任務——當地缺少知識分子骨干，難以應付起義后的復雜局面，因此，彭詠梧要她回到重慶，向組織匯報准備情況，帶一批知識分子支援起義，並籌備些給養。
轉過年來的1月20日，江竹筠帶著四位知識分子地下黨員和一批藥品，從重慶返回，抵達了下川東邊緣的董家壩，在那裡等待起義隊伍接應。
他們等來的，卻是一個比一個令人心焦的消息。
最早與他們聯系上的是一直在下川東地區活動的地下黨員盧光特。他告訴江竹筠，起義提前打響了，開始打了勝仗，后來他聽說彭詠梧“作戰不利”，但具體的情況還不清楚，吳子見去打探消息了，幾天后也會過來。
其實，盧光特隱瞞了一個還沒有確認的傳言——彭詠梧犧牲了。眼前的江竹筠不是普通的戰友，而是彭詠梧的妻子，告訴她“情況不明”，會令她擔心，但總好過喪夫之痛的打擊。盧光特何嘗不希望彭詠梧犧牲的消息並不屬實。
殘忍的現實擊碎了最后一絲希望。
厲華告訴記者，彭詠梧等人在籌備武裝起義時，不慎走漏了風聲，不得不提前起事，取得首戰大捷后，敵人調集重兵圍追堵截。1月17日，起義隊伍遭到伏擊，寡不敵眾。突圍過程中，彭詠梧為營救戰友，不幸中彈犧牲，年僅33歲。
敵人將彭詠梧的頭顱砍下，先挑到奉節竹園鎮游街示眾，再挂到竹園坪小學操場邊的楊槐樹上。彭詠梧的頭顱后被當地農民取下，埋到竹園坪的寶塔下。他的身體，就在犧牲地黑溝淌草草埋葬。
彭詠梧是《紅岩》中江姐丈夫彭鬆濤的原型。小說中，彭鬆濤的頭顱被敵人挂到奉節城的依斗門上，江姐親眼看到慘景，強忍痛苦，裝作鎮定地疾行離開。
現實中，江竹筠是在戰友口中得到的噩耗。小說中用大量筆墨描繪了江姐劇烈的內心活動，這自然是文學手法。在戰友們的回憶中，我們看到的是江姐的另一種堅韌。
據盧光特回憶，在他到達董家壩三四天后，吳子見終於急匆匆地趕到了這裡。他心不在焉地和江竹筠寒暄兩句后，就把盧光特拉到屋外。
“傳說打死一個穿黑皮袍的，砍下腦殼挂在竹園鎮上‘示眾’，看來老彭犧牲是無疑了，告不告訴她？”
盧光特答道，“她堅強，經得起，反正也隱瞞不了。”
聽聞噩耗，江竹筠沒有落淚，她的鎮定遠超盧光特和吳子見的意料。
只是沉默了一會兒，江竹筠就開始安排善后：吳子見和盧光特直接參與了起義，在下川東目標太大，必須馬上撤離。四個新下來的同志顯然也不能再過去了，而她對自己的決定是，回到重慶匯報后，還要回到下川東繼續工作。
到了夜深人靜之時，江竹筠的房間裡才傳出壓抑著的啜泣聲。
2月7日，江竹筠回到了重慶，住在摯友、地下黨員何理立家中。對於丈夫的犧牲，她隻字未提，也沒有流露出一絲苦痛。此時，彭雲正寄養在何理立的朋友蔣一葦家裡。2月9日是大年初一，江竹筠告訴何理立，要過去拜個年，看看孩子。
懷抱幼兒的那一刻，壓抑、掩飾了多日的苦痛決堤一樣洶涌而出。江竹筠抱著彭雲，嚎啕痛哭。
蔣一葦家中，當時隻有岳母在家照看彭雲。老人不明就裡，對江竹筠的失態倒有幾分不快。畢竟是團圓喜慶的大年初一，江竹筠卻在自己家裡失聲痛哭。
老人的埋怨很快傳到了何理立耳中，她問起江竹筠痛哭的原因。江竹筠卻怔怔地問她：“你說兩歲的孩子能記得父母嗎？”
再三詢問之下，江竹筠再次淚雨滂沱，像摯友哭訴了彭詠梧犧牲的消息。
淚水是痛苦的宣泄。丈夫和兒子，是江竹筠心底最柔弱的部分。另有一份剛強，支撐著她擦干眼淚，扛過喪夫離子之痛。
江竹筠找到川東臨委負責人，要求到彭詠梧戰斗和犧牲的下川東去工作，聯絡同志，恢復當地的地下黨組織。臨委考慮到她剛剛失去了丈夫，孩子還小，讓江竹筠留在重慶。但她堅持，下川東這條線她最熟悉，最便於開展工作。臨委最終同意。
第一次和彭詠梧一起去下川東之前，江竹筠曾給譚正倫寫過一封信，請她到重慶照顧彭雲。而這次去下川東之前，江竹筠把家裡的東西送了一空，結婚時購置的唯一的“大件”——衣櫃被送給了《挺進報》的劉镕鑄。
這是對“身后事”的安排。聯系到她向何理立提出的那個問題：“兩歲的孩子能記得父母嗎？”所指似乎不止已經犧牲的彭詠梧。她也做好了隨時犧牲的准備。
 |  |
| 相關專題 |
| · 地方要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