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樂
▲渣滓洞審訊室內景。
電影中的江姐帶領獄友繡紅旗，其實“繡”紅旗的並非江姐，而是《紅岩》作者羅廣斌。
▲1964年，國產故事片《烈火中永生》海報。於藍塑造了最經典的江姐形象。
▲江竹筠。
1978年拍攝的老電影《江姐》海報，藍旗袍、紅線衣、白圍巾是江姐標志性的著裝。
▲江竹筠遺書原件。
江竹筠和丈夫彭詠梧（左）、兒子彭雲（中）的合影。
“紅岩上紅梅開，千裡冰霜腳下踩，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一曲《紅梅贊》，是革命者凌霜傲雪、慷慨犧牲的壯歌。這首歌詠嘆的形象早已成為經典：藍旗袍、紅線衣、白圍巾——江姐。
舞台上、銀幕上的江姐，給人的印象都是一位親切溫和的中年大姐。其實，江姐的原型江竹筠犧牲時隻有29歲，是一位身高1.45米的嬌小女子。
這位年輕女子嬌小柔弱的身軀中，生就一副共產黨員的鋼筋鐵骨，支撐著她在失去丈夫、離棄幼子的巨大悲慟中繼續革命，在嚴刑拷打、死亡威脅面前堅貞不屈。共產黨員堅守信仰、絕不背叛的英雄品格，“為免除下一代苦難，願把牢底坐穿”的一片丹心，跨越歷史，震撼人心。
而網絡上的低俗惡搞、庸俗解構，卻讓江姐蒙塵。讓我們拭去這些塵埃，接近一個真實的江姐——江竹筠。
革命者的愛情
在重慶三峽博物館中，珍藏著一封江竹筠的家書。這封信寫作時間是1949年8月26日，寫作地點是渣滓洞監獄。獄中筆墨、紙張都難以尋覓，江竹筠將衣被中的棉花燒成了灰，加上清水，調和成特殊的“墨汁”，再把竹筷子磨成“筆”，將信寫在了如廁用的毛邊紙上。
信抬頭的“竹安弟”，是對譚竹安的稱呼，江竹筠落款自稱“竹姐”。兩人並非姐弟，關系特殊。
江竹筠的丈夫是彭詠梧，譚竹安是彭詠梧的妻弟，這個“妻”不是江竹筠，而是彭詠梧的發妻譚正倫。
這層特殊的關系在網絡上被一些人庸俗不堪地解讀，甚至有人把江姐與“小三”聯系在一起。按照這些人扭曲的視角，譚竹安和江竹筠本該對立仇視，然而事實是，譚竹安是江竹筠最信任的家人，那封信是她留在世間最后的文字。寫信后不到三個月，江竹筠犧牲。
在這封遺書中，江竹筠做了最后的托付：“我們到底還是虎口裡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話，雲兒就送給你了，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志，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斗到底。孩子們決不要驕（嬌）養，粗服淡飯足矣……”
“雲兒”是江竹筠和丈夫彭詠梧的獨子彭雲。父親犧牲時，他不滿兩周歲。母親就義時，他才三歲多。彭雲由譚正倫和譚竹安撫養長大。
江竹筠和彭詠梧公開的夫妻關系，是從1943年夏天開始的，而他們真正結為夫妻，卻是兩年以后。這對革命伴侶的愛情故事，和電視劇《潛伏》中的余則成和翠平如出一轍。
彭詠梧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第一委員，公開身份是國民黨中央信托局的一名中級職員。
1943年年初，信托局修好了新宿舍，有家屬的人都可以申請獨立的住房。此前，彭詠梧一直和十幾個同事擠在集體宿舍中，非常不利於地下工作。他的“分房申請”很快得到了批准，但家屬卻成了個難題。
彭詠梧時年28歲，已和譚正倫結婚多年並育有一子。譚正倫和孩子一直在雲陽老家。兩年前剛調任到重慶時，彭詠梧曾有把妻兒接來的打算，但妻子回信告訴他，兒子正在出麻疹，暫時去不了重慶。
這樣的通信引起了黨組織的警覺。為了進入信托局，彭詠梧被包裝成“中央大學畢業生”和曾經的“北平銀行職員”，雲陽是他早年開展學生運動、革命活動的地方，他與雲陽的聯系一旦被人注意到，很可能引出“案底”。因此，彭詠梧切斷了與雲陽的一切聯系。
和《潛伏》中的翠平一樣，江竹筠也是黨組織在重慶的地下黨員中物色挑選的“彭太太”。
江竹筠時年23歲，已經入黨4年，為人機警可靠，而且文化水平較高，在為彭詠梧提供掩護身份的同時，還能協助他處理機密的黨內工作和聯絡工作。那時候江竹筠尚未婚配，但還是接受了這個“嫁作人婦”任務，像模像樣地扮演起了“彭太太”。
在外人看來，這對小夫妻般配恩愛，但他們很長時間都是“假夫妻、真同志”。
江竹筠的表弟李思禮回憶：“我那時上小學四年級，一天放學回家見父親正在和一對青年男女聊天。父親告訴我，女青年是我表姐江竹筠。那位男子，我叫他彭四哥。”那天之后，江竹筠便和彭詠梧一起在李思禮家住下，分住在兩個房間。
朝夕相處的日子裡，志同道合的兩個人感情逐漸升溫。1945年，經黨組織批准，彭詠梧和江竹筠正式結為夫妻。一年后，彭雲出生。
紅岩革命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厲華說，他們兩人正式結為夫妻還有一個機緣，雲陽一帶曾遭到日本的猛烈轟炸，據傳到重慶的消息，彭詠梧的妻兒在轟炸中喪生。
誰都沒有想到，這個消息是個謠言。
1946年底，彭詠梧在街上忽然聽到有人叫了聲：“邦哥。”到重慶之前，彭詠梧的名字叫彭慶邦，“邦哥”是極為親近的人對他的稱呼。他循聲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弟譚竹安。
彭詠梧知道了譚正倫的近況，譚竹安也獲悉了自己的姐夫已經另娶他人為妻。
雖然那時的譚竹安是投身革命的進步青年，但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姐夫和江竹筠的婚姻，對二人心存芥蒂。
譚竹安在世時，厲華曾訪問過他。據譚竹安講述，他與彭詠梧見面后不久，到一個地下黨組織聯系點聯系工作。一位年輕的女同志接待了他，並和他親切地攀談起來。
譚竹安打開了話匣子，話題扯到了彭詠梧和江竹筠的關系，言語中多有不敬。
沒想到，那位女同志微笑著說：“我就是江竹筠。”
接下來，江竹筠依舊微笑著，向他講述了自己和彭詠梧從同志到戰友再到夫妻的情感經歷，她還說，“如果革命勝利了，我們都還活著，到那時候才能真正考慮怎樣理清這種關系，需要的話，我會把你姐夫還給你姐姐。”
坦誠的言辭讓譚竹安對江竹筠心生敬意，二人從此姐弟相稱。
不但是譚竹安，彭詠梧的發妻譚正倫也接受了江竹筠，接受了彭詠梧與江竹筠的兒子彭雲。據彭雲回憶，“1947年10月，母親給譚媽媽（譚正倫）寫了一封信，這封信不但將一切和盤托出，還囑托譚媽媽盡快來重慶照顧我。那是我的兩個媽媽唯一的一次通信。”
1948年2月，譚正倫冒著白色恐怖的威脅來到了重慶，從江姐的戰友手中接過一歲零十個月的小彭雲。此后直到重慶解放的將近兩年時間裡，譚正倫帶著彭雲躲過一次又一次劫難，使敵人抓捕彭雲、威迫江姐就范的陰謀沒有得逞。
庸俗的人，隻能看到譚正倫、彭詠梧和江竹筠的情感糾葛，在八卦談資中滿足低級趣味的窺私欲。他們沒有看到特殊的時代背景和險惡的革命環境，理解不了這段情感的真摯偉大。
《潛伏》裡的一句台詞，才是江竹筠和彭詠梧這對革命伴侶的最好寫照：革命的愛情分外浪漫。譚正倫含辛茹苦把彭雲撫養長大，這份包容和付出，同樣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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