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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文·華萊士:用筆杆子援華抗戰的美國作家

2015年09月14日09:43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歐文·華萊士:用筆杆子援華抗戰的美國作家

華萊士在中國。

作為聞名遐邇、譽滿全球的作家,歐文·華萊士不顧自身安危,實地調查日本侵華史並向世人揭露其戰爭罪行,仗義執言為援華抗戰吶喊,是中國人民的真正朋友。

患難見真情,華萊士對中國人民的情誼,是在中華民族遭受日寇侵略、處於水深火熱的危難時刻表現出來的。《華萊士:日本侵華史調查》就是最好的例証。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值此重要的歷史時刻,人們在回顧這場關乎國家乃至全人類命運的偉大戰斗歷程並緬懷為此作出重大貢獻及犧牲的國人的同時,也會自然憶起諸如白求恩、柯棣華和飛虎隊等援華抗戰的外國友人來。我們不應該忘記,有一位不是用手術刀和武器,而是用手中的筆,在當時的國際輿論場上為援華抗戰吶喊的美國友人,他的名字叫歐文·華萊士。

受全球讀者尊敬的世界文學大家

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時間是1990年7月24日,當我不經意地翻閱過去幾天的《參考消息》時,在該報7月20日第三版左上角赫然寫著:“合眾國際社洛杉磯6月30日電,作品暢銷世界的美國小說家、電影編劇歐文·華萊士於6月29日因胰腺癌病故,終年74歲。”這則消息來得那麼出乎意料,那麼猝不及防,致使我怔怔地跌坐在那裡,心中一片茫然。當我回過神來,才覺出難抑的震撼和悲愴,最終,發出了一聲傷嘆:“偉大的華萊士走了,中國人民的真正朋友就這樣永遠離去了!”我對華氏的特別感佩和懷念,細想之下,當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其一,華氏本身確實是一位偉大的作家。其二,華氏作為一位外國人,在中華民族處於最危險的時刻,不顧自身安危,親臨日本和中國的日本佔領區,實地調查日寇的侵華罪行並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法西斯本質,用手中的筆聲援中國人民抗日救亡的正義事業,真正體現了中美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和戰斗友情。在此首先介紹一下華萊士的人生經歷。

歐文·華萊士1916年出生於美國伊利諾斯州的芝加哥。他自小聰慧過人,興趣廣泛,尤其在讀書寫作和講演方面,頗具天才。高中時就曾擔任過周報主編,17歲時參加美國全國寫作比賽獲國家金杯獎,后來又榮獲全美故事創作第一名。他才思敏捷,曾獲威斯康星州辯論會冠軍。其后,他又致力於雜志寫作,先后曾在美國最有影響的《讀者文摘》《星期六晚郵報》《星期六評論》《萬象》《自由》等雜志刊文及小說五百余篇,名氣漸赫。繼之為好萊塢寫過近十年的電影劇本后,又全力投入了文學創作之中,共出版了33部長篇小說和傳記文學。他的長篇小說,幾乎部部都是暢銷書。據不完全統計,他的作品已銷售逾3億冊,地球上幾乎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都出過他的書,在西方成為除了《聖經》之外發行量最大的作品。1982年《星期六評論》將他列為世界五大暢銷書作家之一,並且發表了他的傳略,真可謂聞名遐邇、譽滿全球了。

作為作家,華氏的偉大之處,不僅在於他創造了文學史上的奇跡和在世界性讀者群中的影響,更在於他的創作立意和寫作對象。他寫作的對象一開始就定位在全美乃至全球的人群上,他的創作立意於全美、全人類所共同關心和關注的大情勢、大事件。他用文學的形式不倦地探索並大膽觸及世界的焦點問題。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世界文學史上少有像華氏這樣的幾乎寫遍人類所有重大問題的作家。他的作品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國各階層人們的喜愛,並且有持久的藝術生命力,完全得益於他特有的敢於涉獵大問題,敢於描寫大場面,敢於觸及人們共同關心的焦點問題的大氣度、大功力。他畢生用文學形式對世界的正義和和平所做的不懈的追求和探索,使他的創作生涯具有了一種不平凡的意義,故而,人們在他去世后的紀念會上,給他作出了這樣的最終評語:偉大的作家,偉大的華萊士!

華萊士不顧自身安危,實地調查日本侵華史並向世人揭露其戰爭罪行,正義執言為援華抗戰吶喊,是中國人民的真正朋友。

患難見真情,華萊士對中國人民的情誼,正是在中華民族遭受日寇侵略處於水深火熱的危難時刻表現出來的。由我翻譯的《華萊士:日本侵華史調查》就是最好的例証。

《華萊士:日本侵華史調查》一書,內容分兩部分:《日本的“我的奮斗”》和《為中國而戰》。《日本的“我的奮斗”》是以他1940年至1941年12月底作為記者的親身調查所得而寫的﹔《為中國而戰》則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華萊士應征入伍,在美國軍隊的制片分隊主筆撰寫的電影紀錄片腳本。

《日本的“我的奮斗”》:揭露侵略者野心和罪行

第一部分《日本的“我的奮斗”》的調查撰寫起因當從1940年說起。

1940年,正值日本瘋狂地侵略中國,殘酷地屠殺中國人民,貪得無厭地掠奪中國資源,中華民族處於最危急的時刻,時年24歲的歐文·華萊士,作為美國《自由》雜志的遠東記者,受命到亞洲進行情勢採訪和報道。其時,美國並未參戰,華氏是以未交戰國的第三方記者身份身臨日本、中國、菲律賓等地採訪的。從1940年7月到年底的近半年間,為了使報道客觀真實,忠於職守的華萊士,做了大量的調查和現場訪問。在日本,他克服重重困難,親自採訪了推行對外侵略政策的核心人物,這其中有推行軍國主義的武裝力量頭子東條英機,有代表宗教狂熱信徒的黑社會組織黑龍會的頭子頭山滿,有代表天皇和貴族階層的近衛文麿親王,有代表商業和外交界法西斯勢力的外相鬆岡洋右。他還採訪了眾多軍事官員和平民。在中國的日本佔領區,華萊士更是不顧佔領者的警告和日本盯梢特務的威脅,採訪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親身見証並感受到在日寇的鐵蹄下中國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災難。為了完全了解並弄清對外擴張特別是侵華過程中的事實和真相,華萊士從1928年6月4日日本制造的沈陽皇姑屯炸死張作霖的事件入手,逐步調查“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抗戰、“七七”盧溝橋事變、上海“八一三”抗戰,直至“南京大屠殺”等日寇侵華的重大事件,逐步作了調查甚至實地採訪。華氏按照自己的調查所得,確認所有這些事件都是日本一手策劃並挑起的。除了見証到日寇侵吞中國土地,慘絕人寰地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外,他還特別注意到,日本正在用比任何屠殺武器更厲害的東西殘害中國人民,那就是在中國大量制造並販賣鴉片。他不斷地受到跟蹤。回國時,檀香山的日本領事登上他乘的船並且威脅他說,如果他寫書或者出版了有害日本的事實,將會有生命危險。華萊士並沒有被嚇倒,而是決定將日本的對外擴張野心特別是侵略中國的整個過程及其罪行寫成一本書,將日本的侵略本性和圖謀公之於世。他於1941年12月6日完成了初稿,把該書定名為《日本的“我的奮斗”》。可是,次日便發生了“珍珠港事件”,美國全國進入了對日宣戰的太平洋戰爭中,原本要出版的這本書遂延擱下來。但當時所錄所記確是極為可貴的見証和資料。

華氏在採訪和見証了日本侵華的累累罪行后,經過綜合分析有一個重大的發現,即日本發動的對外侵略戰爭,不是一時一地的隨意行為,而是遵循它的既定的計劃和國策進行的,這個既定的計劃便是1927年7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呈奏的秘密奏折,時稱《田中奏折》。《田中奏折》非常詳細地闡述了日本要完成明治遺策,即不僅要侵佔朝鮮和中國台灣,還要佔領中國東三省(時稱滿蒙)地區進而征服全中國及世界的具體計劃和措施。華氏認為《田中奏折》就是日本的法西斯綱領,這與德國法西斯綱領希特勒的《我的奮斗》實質上完全一致,故而,將他的書定名為《日本的“我的奮斗”》,意即《田中奏折》就是“日本的法西斯綱領”。他從《田中奏折》與現實對照入手,系統全面地揭露和剖析了日本的整個侵華罪行,說明《田中奏折》是不折不扣的日本政府制定的對外擴張綱領。

《田中奏折》被泄露后,被譯成了中文和英文。日本見其對外侵略的國策大白於世,其軍國主義原形暴露無遺,朝野上下極為恐慌,遂動員一切輿論工具予以否認。當時的中國政府在國際聯盟會上予以指認其真實性。華氏更是在其文中對日本幾乎所有的否認辯稱予以批駁,甚至舉出當時中國外交官尚未顧及到的幾個事例,用自己的親身調查予以補充証實,揭穿了日本否定事實的無恥嘴臉。這種主持正義的可貴行為,誰人聞之都會動容。

華氏對日本否定《奏折》的謊言進行了駁斥和澄清后,把重點和主要篇幅放在對日寇的侵略罪行和野心的全面揭露和剖析上。綜合書中內容,可列出以下幾個方面:

一、制造借口,突然襲擊,不宣而戰,侵佔了大片的中國領土。

駐扎在東北的日軍,經過長期的秘密准備和部署后,於1931年9月18日夜,以沈陽事件為借口,突然襲擊,開始了對中國領土的大舉進犯和侵佔。關於沈陽事件文中這樣寫道:“我看,毫無疑問,整個事件是日本人一手策劃的。有証據表明,事發前整一個小時,日軍數團軍力就已經動員起來。現在,日本兵已是全部待命,並制造借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擊……當然,中國兵毫無戒備……一切被安排得令人難以置信地快速進展著,沒有遇到任何阻礙,也無任何疏漏。……日本擁有了整個滿洲。”其后,華氏在文中具體描述了日寇仍不以侵佔我東三省為滿足,繼續攻佔熱河、河北、山東、上海、南京……意欲將整個中國置於它的殖民統治之下的侵略罪行。

二、殘酷地屠殺中國人民。

日軍屠殺被佔領土的中國人的罪行,可謂罄竹難書,如在日本一手制造“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華氏這樣寫道:“本庄將軍派人屠殺中國軍官,攫取文件錢財,搶劫家庭,關閉工廠充作鴉片館。日軍用刺刀刺殺不懂其日語命令的百姓,剝光並強奸看到的所有婦女。”對南京大屠殺他這樣寫道:“日軍立即進了南京,立即變得瘋狂。古羅馬卡利古拉或康茂德所犯罪行遠不及南京遭劫的瘋狂程度。……婦女全被日軍從中國人的家裡搜出來,如果強奸時反抗,刺刀就是她們的下場。甚至60歲的婦女和11歲的小姑娘都難逃脫。……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更加駭人聽聞……分別有三組真實的用照相機攝下的男人被槍殺的照片,一次30人,綁在一起,澆上汽油,點上火。還有更多的人,背靠背地銬在一起,靠牆而立,被當作活靶子用刺刀作實戰練習。”攻進南京的日軍完全喪失了人性,甚至連禽獸都不如。

三、伴隨著武裝佔領和屠殺,日本大量制造和販賣鴉片,企圖從身體上和靈魂上徹底搞垮中華民族,使其永遠處於日本的奴役之下。

華氏在第八章中這樣寫道:“到現在(指到1940年)已經5年多了,日本人日復一日地一直不停地生產一種毀滅性武器,這種武器其威力之大,殺傷力之強,使希特勒和墨索裡尼所公開標榜的‘恐怖’武器毒氣和火箭,使美國存放在嚴密把守下的檔案館中的所有的毀滅性武器,與它相比,都成了無所謂的玩意兒了。”

華氏這裡所說的是日本使用的另一種殘害中國人民的手段——鴉片。鴉片的泛濫和毒害當時達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程度。華氏在文中披露道:“所有的佔領地到處是毒品泛濫。朝鮮小販、東京妓女、日本士兵都在搬運廉價鴉片和海洛因,並鼓勵人們吸食。”“南京48萬人有一半是癮君子。一位管轄133個家庭的官員承認,66個家庭有吸食海洛因的習慣……平均每天收殮30個餓死骯臟街頭的海洛因吸食者……25萬人幾年后注定要死掉。”

四、貪得無厭地掠奪中國大地上的資源和財富。

華氏文中處處充滿著日本軍國主義如何秘密、詳盡地調查並策劃掠奪我東北及其他各省的天然資源和財富的事例。日本通過控制筑路權、採礦權和專營權等種種手段,瘋狂霸佔掠奪我國資源,以供應日本和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之用。其魔爪幾乎染指所有方面,這其中有控制金融,獨攬鐵路交通,開採煤、鐵、鎂、鋁等礦,砍伐森林,操控木材、大豆、高粱、棉花、榨油、皮制品、羊毛甚至豆餅、粉絲的生產銷售等等。華氏的文中還觸及到日本對外擴張和貪婪地掠奪中國資源的起因,除了主要因其侵略本性使然外,還考慮到其國土狹小、人口密集、資源匱乏、難以供給和養活每年出生的幾百萬人口,因而連做夢都想如何吞佔鄰國土地,據人資源為己所用,並擴大其所謂的“生存空間”。

五、華氏認為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滔天罪行,不光對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同時也把日本人民變成了戰爭的試驗品。日本軍國主義實質上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公敵。

華氏據實撰寫的這部書,從某個角度看,都是一部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錄。但本書高出一著並出人意料的是,在詳細列出侵略者給被侵佔國家特別是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之外,還把日本本國的7000萬人也列入了受害者之列。這是十分客觀公正的。細想之下,華氏其實道出了侵略者結局的一般規律。歷史上的任何侵略者懷著損人利己的目的,先是以損人始,最后以害己終。華氏在本文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即第十一章《七千萬個戰爭實驗品》——記述了日本國民被綁在了對外侵略的戰車上,無辜地淪為戰爭的試驗品甚或犧牲品,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及災難。從本文紀實的敘述中可以看出:為了應付戰爭,日本人的生活亦處於一切都緊缺無望的困境中。日本國民不但承受著非正義戰爭所帶來的生活的種種困難,還因被征作侵略工具而充當了戰爭炮灰和犧牲品。

六、華氏透過現實,對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發動戰爭的根源和參戰士兵的“獸兵”現象,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揭示。

華氏在文中剖析、揭示日本對外侵略的戰爭本性源於:一是將侵佔周邊國家、佔領中國領土當作改變其國土狹小“發展空間”的對外國策,也即充分體現“明治遺策”的《田中奏折》。二是右傾好戰分子掌控了日本的實權,把日本一步步推向對外侵略的戰車上。三是其“大和民族”是“超級民族”的畸性思想的灌輸和教育。其侵略士兵的泯滅人性的“獸兵”現象就是其教育所產生的結果。在本書的末尾,華氏向世人發出了意味深長的總括性警言:“《田中奏折》的野心及其仔細研究制定的計劃說明,一個具有超人心態而又資源貧乏的國家,會是多麼危險!在日本這個島國上,隻要還有一本《田中奏折》,或是還有一個一心想把《田中奏折》變為現實的人存在,太平洋就沒有和平!”

為中國而戰

第二部分《為中國而戰》,則是用畫面的形式對日寇侵華的歷史和罪行進行了更直觀的揭露和顯示。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作為一個懷有正義感又疾惡如仇的熱血青年,華萊士報名入伍,用他自己的話說“極想拿起槍來對希特勒和東條作戰”。但他最終被美國空軍的第一電影制片分隊錄用,接受他的竟是時任中尉的羅納德·裡根。為了讓美國士兵和人民對當時的敵人日本有一個一致的看法,部隊擬拍攝戰爭情勢片《了解你的敵人日本》和《我們為什麼而戰斗》系列片,其中有一部是《中國之戰》。華氏重寫了這部片子的腳本,改名為《為中國而戰》。就是在這部他重寫的《為中國而戰》的戰爭情勢紀錄片中,華氏處處表示出對日本侵略者的無比憎惡,對遭受侵略的中國人民的無限同情,對中國悠久歷史和正在進行的抗戰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贊揚,並且熱烈稱頌中美兩國人民抗擊共同敵人的戰爭友情。

他在《為中國而戰》的解說詞中,開頭便用了“中國即土地,中國即人口,中國即歷史”三句從未有過的對中國的至高評語。該片從1927年寫到1943年,系統地展現日本侵華的整個過程。在南京大屠殺的影片解說詞中,華氏寫道:“這些日本兵露出慘無人道的狂暴凶相,他們奸淫、屠殺、破壞、搶劫,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血腥殘暴的大屠殺。”影片在揭露日寇罪行的同時,還熱情歌頌了中國人民的無畏抗戰精神:“這場殘暴的血腥大屠殺,是日軍蓄意制造的,旨在制造恐怖,使中國人就范。但是,南京大屠殺非但沒有使中國人民向日本的屠刀屈服,其結果恰恰相反,日本人的這次血腥暴行,使五千多年的中國未能團結一致的局面大為改觀,中國人民團結了起來。”其后,他又寫道:“中國繼續奮戰……敵人一定會從這片肥沃土地上被驅逐並被消滅掉。它的歷史仍在大踏步前進……這是偉大的人類文明史,將來的目標更加偉大。中國人民繼續前進,繼續戰斗,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一個國家”。

一個身處萬裡之遙的外國人,為遭受深重災難的民族發出如此深沉的疾呼,為正在浴血救亡的人民發出如此激情的吶喊,為被侵略吞食的國家的必勝未來作出如此光明的殷切期待,這是一種多麼難能可貴堪稱偉大的友誼和精神啊!在該片中,華氏熱烈地稱頌了中美兩國共同抗擊法西斯的友誼,華氏說道:“中國現在是我們戰斗中的盟國,說得精確點,我們成了中國的盟國,因為早在這之前,中國已經與我們的敵人戰斗了六年了……最重要的是,她是我們的朋友,目前我們正在戰斗中的朋友、伙伴。在我們共同勝利后,將仍然是朋友兼伙伴。”華氏把中美兩個偉大國家界定為永久的“朋友兼伙伴”關系,足見他當時是多麼期待並重視中美人民之間的戰斗友誼。

(作者王金鈴為作家、翻譯家,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歐文·華萊士作品的中文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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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楊麗娜、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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