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傳》編寫組
1951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紀念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於1949年10月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建國兩年來，大陸全部解放，經濟恢復，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勝利發展，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牢固確立。中國共產黨真正是“三十而立”了，值得隆重紀念、熱烈慶祝!
毛澤東首先想到的是要總結中國共產黨30年的歷史，教育全體黨員、干部。新年伊始，他就布置胡喬木要寫一個“黨史大綱”。胡喬木做過胃切除手術以后，在3月19日給毛澤東的信中，頗為不安地提到此事，說：“近日宣傳部忙於准備開會，寫黨史提綱(七一用)和整黨讀本，很多應作的事都沒有作，希望多給指示。”
1949年4月，毛澤東和胡喬木在香山交談。
此后，毛澤東對建黨30周年的紀念和慶祝辦法作了口頭指示，胡喬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也提出了具體意見。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召集了一次座談會，討論、擬定了紀念辦法。其要點由楊尚昆和胡喬木聯名於4月1日報告中共中央。這個報告分別提出慶祝辦法(五條)和宣傳辦法(四條)。宣傳辦法第二條為：“由馬列學院寫一篇黨史提綱，由中央宣傳部寫一篇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紀念宣傳大綱，編一本供下級黨員用的介紹黨史的通俗小冊子。”4月2日，楊尚昆寫信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說明這個紀念辦法的由來，請示“是否再送主席請一並批示”。劉少奇批示：“同意。送主席閱。”毛澤東於4月13日批示：“同意，退尚昆辦。”
當時，胡喬木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馬列學院副院長。落實的結果，三種材料合為一種，即由胡喬木執筆寫《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
北京的初夏一向並不太熱。那年反常，6月就很炎熱。來福堂是中南海老房子，窗戶很小，一絲兒涼風也沒有，當時條件差，胡喬木家裡連一台電扇都沒有，胡喬木伏案筆耕，揮汗如雨。谷羽找把大蒲扇，在他旁邊扇風。后來又從中南海西門外的冰庫裡，弄來一些大冰塊，放在幾個盆裡，擺在胡喬木坐椅周圍，給他降溫。冰很快化完，還是熱得受不了。胡喬木想出一個辦法：在浴盆裡放上涼水，上面擱一塊木板，人坐在小板凳上，腳浸在水裡。就這樣奮筆疾書，不到一個星期，把長篇黨史《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寫了出來。
胡喬木寫出初稿后，即請人抄清一份。抄清稿用《人民日報》稿紙，每頁400字，共84頁，3.2萬多字。胡喬木在這份抄清稿上作了不少補充、修改，即送劉少奇審閱修改。劉少奇在上面作了不少修改、補充。在交付鉛印時，劉少奇於6月13日在這份抄清稿的最后一頁末尾寫下一段關於傳閱征求意見的批語。這段批語，胡喬木作了幾處技術性的處理，后來印在鉛印稿的封面上。批語全文如下（劉手稿用楷體，胡刪處用黑體加粗，加寫者用下劃線）：
〇〇〇同志：這是喬木同志寫的准備作為黨的卅三十周年紀念在國內外發表的黨史資料，想以黨中央宣傳部馬列學院名義發表。請各同志即刻閱看，並提出修改意見，迅速於收到后當日退回為盼。
劉少奇
六月十三日
在分發13日鉛印稿征求意見的同時，胡喬木對文稿又作了一次較大的修改。6月15日，胡喬木把修改稿送劉少奇，並致函說明：“抗日戰爭部分前面重寫了一大段，其余修改了一下，請即看，以便今晚付印。”還說，對“三十年”的修改待集齊后一並送閱。
劉少奇在6月17日(或16日)召集了一次征求意見的座談會。6月17日，他給毛澤東寫信說：“召集各同志討論了一次，又加了一次修改。”
雖然現在無法說清楚6月13日鉛印稿分發征求意見的“各同志”是哪些人，其中哪幾位“閱看並提出修改意見，於收到后當日退回”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劉少奇、胡喬木、陳伯達四人都作了認真修改，改得最多的是劉少奇和胡喬木。在檔案館保存的這個鉛印稿上，留有他們修改的筆跡。
同時，從劉少奇6月17日給毛澤東的信中也確切地知道在召集各同志討論后又作了一次修改，這次修改吸收了大家的意見。上面說到的有四人改筆的鉛印稿，無疑包括這次討論后的又一次修改在內。只是無法分清哪些是會前改的，哪些是會上或會后改的。
總之，對《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文稿的修改，除作者胡喬木以外，劉少奇是最多的。如上所說，他先后改了三次：在手抄稿上改了一次，在鉛印稿上改了一次，開會討論后又改了一次，這才於6月17日上報毛澤東。據《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編者統計，劉少奇所作的修改總計480余處。
其中有的是內容的增補，有的是表述的完善。
例如：關於中國革命的兩個根本問題（以下引文中劉少奇改處用黑體加粗，毛澤東改處用宋體）———
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著中國人民的生存，壓迫著中國的經濟不能發展，阻止著中國的政治不能進步。因此，反對帝國主義，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就成為中國革命的最根本的問題。
封建官僚政府在一九〇〇年的戰爭失敗以后完全投降了帝國主義，並倚靠帝國主義的支持和幫助來壓迫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這一點在一九一二年成立的所謂“中華民國”的歷屆軍閥政府，也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發生的變化，就是中國由表面的統一變成為公開的分裂，以不同的帝國主義為后台的軍閥之間，進行著繼續不斷的戰爭。無論在一九一二年以前和以后，各派的封建統治者都拒絕作任何實質的社會改革。因此，反對封建主義，推翻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就成為中國革命的另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再如：關於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的工人運動———
黨在成立以后的兩年中間，集中力量領導了工人運動，成立了公開的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並且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廣州召集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從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由於黨的有效的活動，全國工人斗爭處在很大的高漲中，在全國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有三十多萬工人進行了一百多次的罷工。這些罷工都是在共產黨員的領導之下進行的，並且絕大多數都得到了完全的勝利，在罷工勝利之后，都組織了在共產黨員領導之下的工會。工人運動和工人組織在迅速的發展中，工人階級在中國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就迅速而明顯地表現了出來。
三如：關於八七會議以后的秋收起義、廣州起義———
黨在八月七日的會議上為了挽救革命，曾號召農民進行秋收起義。毛澤東同志在會議之后就到江西西部和湖南東部一帶地區領導湖南江西的農民、工人和北伐軍各一部舉行了起義，在湖南江西邊界成立了工農革命軍，與敵人作戰。此外，黨還在中國的中部、南部以及其他地方組織了許多起義，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二月十一日的廣州起義。這些起義本身都失敗了，但沒有完全失敗，在起義中所組織起來的武裝部隊還留下一部分，凡是對於這一部分武裝部隊實行了正確領導的地方，那裡的革命武裝斗爭就得到了發展。因此，在黨的領導之下的革命武裝就在幾個地方逐步地得到了發展。從此，就開始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這些部隊，就構成了后來的工農紅軍即現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初的來源。
《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關於十年內戰的概論、關於蔣介石之所以能夠起來抗戰的原因及其兩面性的分析、關於抗日戰爭時期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論述等也是劉少奇加寫的。劉少奇是親歷中國共產黨奮斗歷程的領導人。胡喬木則是通曉中國共產黨全部歷史的“黨內第一支筆杆”。經過第三次修改之后，文稿基本定局，接下來就是送請毛澤東最后定稿和發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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